网络社会学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

文/刘瑞祺

疯癫产生了“破坏性”与“威胁力”而被禁闭，是因为疯癫者的非理性吗？显然不是，是因为它的反劳作与非道德。疯癫者和失业青年、乞丐等被分为一类，没有给统治者生产价值，疯癫者更可能不受道德制约而成为统治中的不安定因素。禁闭所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因素，并迫使他们劳动。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尽管这仍与理性无关，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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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歇尔·福柯

正如福柯本人的一句话所概括出的全书主旨：“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福柯梳理人们如何认识(“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癫”)和对待(“并加以迫害”)疯癫，也正是通过历史的脉络。

这段历史始自“认识”与“处置”意识的发端，因此探究起点早在更早之前，在人们尚未将疯癫区分于理性之外时。当二者被截然分离，这本书的精彩叙述也落下帷幕。

未读此书之前，我们可能认为疯癫与理性天然对立。然而正如我前几句话所暗示的那样，它们并不“天生”如此。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是启示的象征。在故事、道德寓言和艺术作品中，“愚人文化”兴起，疯癫与疯人被浪漫化，它们扮演着表达真理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就是智慧本身。其魅力并非来自外在的理性力量，而在于它揭示了被隐藏的某种真理世界的图景。疯癫以其“特有的启示性、幻觉、啼笑皆非、善意的过失、痛苦、悲剧而引发了压倒性的迷恋”。这时疯癫的意义并不是“反理性”所能概括的。但到了古典时期，人们把疯癫看成一种有破坏性的威胁，以至于需要被“禁闭”。福柯将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在他眼里，这两个时代之间对疯癫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断裂。禁闭这一手段能被追溯到中世纪时期麻风病与黑死病带来的巨大恐惧，唯有“隔离”才是防止染病死亡的有效手段。

而我查到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遍布战争、大屠杀、恐怖事件还有瘟疫等。对于想要维持权力的统治阶级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不安因素。年4月27日，法国国王颁布诏书，提出要在巴黎建立“总医院”，来清除街头流浪的穷人和其他闲散之人。在这所谓“大禁闭时期”中，精神病人和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被一并收押。精神病人约占十分之一，被无限期“禁闭”于此的概率却是最大的。

查到这里，它总共收容了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显然它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庭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

疯癫产生了“破坏性”与“威胁力”而被禁闭，是因为疯癫者的非理性吗？显然不是，是因为它的反劳作与非道德。疯癫者和失业青年、乞丐等被分为一类，没有给统治者生产价值，疯癫者更可能不受道德制约而成为统治中的不安定因素。禁闭正是用暴力压制那些反道德的社会因素，并迫使他们劳动。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尽管这仍与理性无关，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

18世纪后随着疯癫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而不仅仅是和其他不劳动者一样的“罪恶”，疯子被彻底异化，精神病院诞生了。精神病院的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精神病院里疯癫以四种方式被“治疗”：缄默，隔断疯癫的圈层并使之与理性间不再产生任何共同的语言；镜像认识，使疯子通过观察其他疯癫者而观看自我；无休止的审判，使得惩戒与规训成为使疯人遭受制裁和获得悔悟的根本方式；神化医护人员，使他们以严酷的父亲与法官的形象代表着理性、智慧与绝对权威。

精神病院即是医生与病人统治-压制的权力结构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福柯看来“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疯癫被理性视作异物而被排除、压制、消音和注视。

仅仅在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阿尔托这些哲人、诗人和艺术家身上，福柯看到了直觉、欲望、审美等激情爆发出反抗理性的力量，如划破夜空的闪电。”

整部《疯癫与文明》巨著如同福柯其他的作品一样，行文修辞优美，激情浓烈，底蕴深厚。单只谈这一本书的相关经历，福柯早年就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医院。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也许这就是福柯创作《癫狂与文明》时视角能超脱寻常框架的原因。不仅如此，他知识面极广，鸿篇巨著中随处旁征博引，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甚至医学等领域的材料都可以信手拈来。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知识考古学。

什么是福柯的“人文科学知识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中的“知识”二字并不是自然科学那种严格的科学知识，它指的是那些“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刑法学、精神分析等，以上这些都是关于“人”的科学。而福柯所考证的“古”，也不是物质遗迹，而是散落在各学科领域、社会生活现象中的，关于人的知识。“考古”这一举动，正是通过挖掘和转换视角去解读它们，福柯想去“探寻被传统史学家所抛弃的思想文化的印迹”。

知识考古学一个附加的便利也显现出来，正因为福柯沿着历史顺序探究疯癫与文明，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

“理性文明所要消灭的焦虑与激情，在某种程上，却正是激起人们去塑造雕像、作画、写诗的重要精神冲动之一。”

精神病史或许有更详尽透彻的版本，但《疯癫与文明》却无可取代，因为它的核心并不是对精神病史的系统回顾，而是揭示了近代以来一直被西方社会所压抑和排斥的“非理性”的价值，替数百年间被禁闭和惩戒的疯癫者做出控诉——这控诉以理性的科学史观所写就。值得深思的是，福柯正是以理性分析着非理性的历史，也唯有如此，非理性所遭受的残酷折磨才能被“理性的大众”所读懂和接受。

《疯癫与文明》也像福柯日后“权力——知识”理论图式的一个预告。理性与权力正在相互结合，正如精神病院里医生是二者的共同化身。疯癫是他们所排斥的。人们关于疯癫的认识也由理性和权力所建构。精神病学等种种学科，在福柯看来，都是人理性思维的结果，他们都走向知识和权力的联合。

福柯本人身上也有着非理性的激情存在，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死于艾滋，或许是与世难容的痛苦使得他有了对痛苦根源的深刻洞见。他的审视没有在自怜或者愤世嫉俗的层次上停留或者干脆走入“疯癫”，而是运用理性的工具去衡量了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本机制。通过揭示它们，揭示权力对于所有人的压迫，揭示“激情”的意义之所在，反过来引导人们去追寻自我。而他透过理性权力渗透的社会带来的痛苦看得太远，对后世研究留下了深深影响和无尽宝藏。

阅读书单：

福柯《疯癫与文明》

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李普曼《公众舆论》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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