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
一部真正的传记，对杜拉斯的作品熟如指掌，倾慕但不乏批评精神
一部激动人心的传记，杜拉斯的某种秘密终于浮出了水面
一部大爱之书，也是一部知识之书
作者：[法]阿兰·维贡德莱
杜拉斯生前密友，“同时代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曾为加缪、兰波、帕斯卡尔等文学或思想巨匠作传，历经三十多年积累，完成公认最难写的传记。
阿兰·维贡德莱出色地追溯了杜拉斯的生命轨迹，揭示了杜拉斯永恒魅力的秘密，前所未有地接近她复杂激烈的一生……他懂得如何深入了解一部作品、一个人生的奥秘，不但清楚地展示了杜拉斯作品的起源，而且提供了弄懂一个女性悲剧的钥匙……
“我对杜拉斯的研究长达44年，可谓整整一生。在我写过的所有传记中，献给杜拉斯的这一部是最难以完成的，是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刺激的。杜拉斯逝世20年来，那些前仆后继的传记或许未能完全达到她的预期。沉湎于挖掘她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把传记等同于法官的卷宗，以期将杜拉斯置于历史之中或直面她的命运，这些都是不够的。还有别的东西，它们发生于夜间，是精神层面的。研究杜拉斯，首先得重视她内心的演变。写这部传记，就是要与她相会，捕获她的气息。”
——阿兰·维贡德莱
内容简介：出生于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亲身经历了20世纪全部风起云涌。不论是在德国纳粹占领时代，还是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杜拉斯始终都是反叛的代言人，她的言行和热情始终迸发着令人震惊的力量。如果说普鲁斯特为20世纪揭开了序幕，杜拉斯则为之画上了句号。当我们回顾杜拉斯的一生时，不能忘记那股让她始终向前的动力：每一部作品都必须重新开始，好像严苛的命运总是让她身临写作的危险之境。
穿越百年，杜拉斯的作品和她的人生为何一直散发着巨大魅力？重塑这位伟大作家的存在就是这部新传记的全部。阿兰·维贡德莱将让读者感同身受杜拉斯的生命之痛，洞见成就一位伟大作家的必备因素，让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杜拉斯写作的秘密。
书摘：
Chapitr1 忘却的记忆
年4月4日，她出生在闷热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贡北郊的一个小居民区里。故事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在那里，她挣脱了母亲，挣脱了那个浸润着她的温柔乡，进入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日光之中，发出婴儿的初啼。外头，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婴儿呱呱坠地，那都是些黄皮肤的婴儿，是苦命的人，刚生下来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烂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样的怨言和哭声。她是玛丽?多纳迪厄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她的姓氏是一个征兆，已经道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纳迪厄，这个父辈的姓氏将她献给了素未谋面的上帝，要把她变成他的奴隶，变成一个嗷嗷待哺、脱离了母体、托付给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个“被丢下的孩子，被抛弃的孩子”——她后来这样说道。是不是为了佐证她的姓名，多纳迪厄，这个小丫头才经历了童年里的暴力？很小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内心有一些隐藏的力量在塑造着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在支配着她，有一种获得独立的欲求使她与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离开来。她反抗自然法则，转而寻觅广袤的丛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们的危险发出挑衅。她的父亲亨利?多纳迪厄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籍法国洛特-加隆省，历经第一次婚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唤，是标榜生财之道的殖民宣传告示，还是由于他“郁郁寡欢地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书”，抑或他不过是想在另一种环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种急于发财致富、靠原住民赚钱的冒险家，而是属于浸淫于茹费里的教条的那一代理想主义者，对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兰西的疆界，传播法国的文化和一个天真的梦想，也即坚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须得到法国的护佑。他先后被任命为河内、北圻、柬埔寨的教授、教学主任，成为白人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他们认可他的学识，他也尊重他们。孩提时，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就见识了不少舒适惬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过的坐落于金边的柬埔寨王宫。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余晖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庙弥留的时光中，生活在季风的气息中，四处漂浮着麻风病。敏感的她就像一头小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她听到了四周的喧嚣，听到了老百姓和仆人们对话的音节，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她记在心里：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哑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经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就在这里，在这片富有传奇色彩和异域风情的天地里，在各种相互交融的反差与充满暴力的景象中，记忆力发挥了它的作用。所有一切已在孩提时代的她的心中沉积：湄公河上落日的余晖、仆人们如仪的举止、傍晚的濡湿、织物——即便薄如蝉翼——压在肌肤上的重量、花园里高大的热带植物、绿色——无边无际的绿色——而厚重的丛林。还有麻风病，这种像黑夜一样蔓延的地方病让整个城市和成片的土地陷入病态，使河流泛黄，给这个国度带来了致命的空气和灼热的气息。它是一个隐喻，可以被人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待认识和发现的世界，而这世界是一成不变的，也是苟延残喘的。
她的母亲，玛丽?勒格朗，祖籍法国加莱海峡省。按她的说法，是在“弗雷旺附近”，那是一片多云、寒冷而广袤的土地。母亲生在农家，出身贫寒，兄弟姐妹五人中，她是老大。她曾获得奖学金，在小学教员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后，她在敦刻尔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她生性狂野、桀骜不驯，注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满腔的充沛精力。弗兰德斯地区风萧萧的广袤大地不适合她，所以她提出了到殖民地教育机构谋一份工作的申请，并顺利地得到了这样一份工作。杜拉斯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写道，年，“殖民地儿童受入学教育伊始”，母亲“被任命到法属印度支那”，她将见识到别样的景致：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公路，河流，稻田，山脉，有水牛一路小跑的小路。和未来的丈夫一样，她也无意于宣传布告里说的发财致富，只因她的心中另有一个更为崇高的梦想，是这个梦想让她充满活力。很快，在任职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她认识到了殖民生活的辛酸和白人儿童命运的艰难，但她感觉到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农民的力量，并将其保留了下来。不久，她觉得自己跟土著民亲近了，为教授越南孩子法语而感到自豪，她“给孩子们补课到深夜，尽管她知道这些孩子日后将成为工人、‘苦力’，也即她所谓的‘被剥削者’”。她的付出，她的生命力，使她很快就变得受人欢迎，成了“穷人当中的无国界女王”和“田间的流浪者”。不久，她嫁给了亨利?多纳迪厄，两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成了殖民者的骄傲。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皮埃尔、保罗也即杜拉斯的“小哥哥”，以及最小的玛格丽特。母亲的活力、她骨子里的冲动、她像“一个疯子”那样施展的精力，这一切给幼小的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个纯粹的母亲，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历险”，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当时拍的一些照片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一家人。父亲是三角脸，胡子修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流行式样，目光炯炯有神，有穿透力，使得整个人显得热情似火。母亲坐在亚洲皇帝的一个宝座上，背后是异国情调的布景，装饰着富有戏剧色彩的帷幔和挂毯；她的衣着是那一代妇女的典型，胸部高耸、丰满，从身材上看像是穿了紧身衣，整个人被固定在简朴的裙子里，一大串煤玉项链点缀在她的脖子上；她的目光也是坚毅的，狂热的，这像是全家人共有的一个符号。孩子们围在母亲身旁。皮埃尔——杜拉斯后来只称他为“大哥”——穿着水手服，也可能是殖民时代流行的白色套装，目光有些倔强、坚定，是带着厌倦在拍照。“小哥哥”保罗比杜拉斯大两岁，身材瘦削，“那么的瘦，有一双带蒙古褶的眼睛”，他露出一丝微笑，显得弱不禁风、“与众不同”。最后是玛格丽特，她穿着纱裙或细亚麻布裙，为的是不至于感到太热，头发里别着一只硕大的蝴蝶结，长长的卷发一直垂到肩头。她的眼睛特别惹眼，目光严肃，教人简直受不了。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发出挑衅、与人对抗的东西。她的内心已经有了固执而必胜的意志，像是一个标志或预兆。关于记事之初，如今只有她自己是唯一的见证人。她愿意提及的，只有一些画面，其痕迹被她留在了记忆里，还有一些小事，一些她难以释怀的事，一些她想要重温的时刻。她在访谈、散文和自述中如数家珍的那些旧事使人相信她，“杜拉斯，总在述说同样的事”，到最后她自己也厌烦了这一切：南圻、雨季黄色而泥泞的河流、墙角的乞丐发出的刺耳的叫喊声……对于记忆里的这个暗室，她只记得几幅画面、几个场景，普普通通，却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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