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思谈第15期实录我的凉山兄弟谈我的凉

12月21日下午3时，南京大学人类学所第15期谋思谈在院室举行。本期谋思谈的主题是“我的凉山兄弟谈《我的凉山兄弟》”，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级硕士研究生黄热古从田野研究地点当地人和彝族学子的双重视角来讨论了一下台湾中研院刘绍华女士的知名民族志《我的凉山兄弟》。本期谋思谈由杨渝东老师主持，邵京、杨德睿老师出席并评议。

本次报告以刘绍华女士的《我的凉山兄弟》为起点。黄热古首先介绍了他最早读这本书的情境以及受到的影响。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对于他们理解自己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报告的目的，就是在认识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反思其中的的一些不足。

讲演人黄热古

黄热古的发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传统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凉山彝族人的信仰、民改前凉山彝族社会的鸦片种植等内容，这一部分的背景介绍围绕着凉山彝族人应对毒品与艾滋病时所表现出怎样的深层次的文化行动逻辑。第二部分内容对刘绍华女士田野调查地“利姆”的特殊性作了一个概述，并对凉山彝族青年的“成年礼”说法提出批评，接着对凉山彝族人与毒品的互动关系补充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对凉山彝族青年的现代化之路作了简要介绍。

黄热古首先想让在座师生对凉山彝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因此对传统凉山彝族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概述。他指出关于凉山彝族等级制度起源的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血缘——等级边界。这种观点认为诺苏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由这个族群内部经过漫长的时间分化而形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凉山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是根据人们的族籍血统，即不同的民族或氏族部落籍贯血统来划分的，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彝族人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黄热古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非黑即白过于清晰的二元对立论，凉山彝族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既有其内部分化过程，也是征服其他民族的结果。另外，黄热古认为家支制度和等级制度是传统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的社会结构，但是目前对凉山彝族家支制度的研究汗牛充栋，对家支制度缺乏明确的定义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家支制度与等级制度在传统凉山彝族社会中不能割裂开来研究，而现代的家支制度又有非常复杂的变化。

黄热古接着介绍了凉山彝族人的信仰，他认为凉山彝族信奉万物有灵，一个凉山彝族人的一生都要与无数的鬼神打交道，与鬼神打交道最主要的两个目的是，生时平安，死后归祖。对祖先的信仰与崇拜是构成诺苏人生命意义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四十岁以上有儿子并自然死亡的人的灵魂都会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因此，当有人得艾滋病去世时，如果是自然死亡也是被认为能回到祖地。致人于死的只有命数与鬼魂，即使知道某人因得艾滋而去世，人们也只会说“他在人世间约定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就是说病毒不是导致一个人死亡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彝人信仰世界里，彝族人自己的疾病都被视为与鬼神相关，而汉族地区来的疾病则与鬼神无关。比如说，麻风病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认为有一个麻风病鬼的存在，所以，会有很多驱除麻风病鬼的仪式，凉山彝族社会也形成了非常严重的麻风病污名。但霍乱是从汉族人群中传到彝族人群中的，不是彝族人自己的病，所以不存在霍乱鬼，同样的，艾滋病也被视为是一种病，而不是因为存在一种艾滋病鬼。在凉山，老一辈的彝族人对艾滋病没有歧视，但年轻一辈对艾滋病的传染性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有点害怕。

最后，黄热古认为鸦片在19世纪中叶进入凉山以后，凉山诺苏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巨大的变革，他把这个变革称为凉山彝族的“第一次现代性”，也就是凉山彝族社会的第一次巨变。他认为是鸦片经济的繁荣促进的所谓的奴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奴隶制度促进鸦片经济的发展。大凉山在年民改之前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原始部落，而是一个商品贸易频繁，民族融合剧烈的社会。鸦片贸易使凉山彝区人口大增，诺苏的地盘也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诺苏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加强，家支制度进一步发育，诺苏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另外，《我的凉山兄弟》一直强调“鸦片是黑彝、土司的糖”，鸦片代表了等级的尊贵，但是黄热古的疑问是：吸食鸦片对所有诺苏人来说一定是一个等级高贵的表现吗？关于鸦片与海洛因之间的关系，刘绍华逻辑是，由于传统社会诺苏人把鸦片视为奢侈品，是高贵的象征，所以诺苏人对海洛因失去了警惕性。但是问题关键是海洛因这个现代化的东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诺苏社会被建构成鸦片的，海洛因被建构成鸦片当地人就能不加判断地接受吗？

讲演现场

接着，黄热古对《我的凉山兄弟》的一些内容提出不同的见解和对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与解释，主要分为以下几点：1.外界对于大凉山的印象实际上是对大凉山“东五县”的印象，黄热古认为利姆不是一个大家印象中那种最原始落后的地方，这里相对大凉山以外的世界来说，确实是“落后”的，但是利姆在大凉山自古就是一个环境优越，凉山彝族人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在“老”凉山地区，利姆在改革开放初是一个比较发达，比较现代化的地方，刘绍华女士在书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利姆的水泥厂和温泉酒店，还有定期集市。所以，这里的年轻人能第一次搭上第一班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列车踏上探险之路不仅仅是尚武精神的推动这么简单。所以黄热古的结论是：利姆的个案并不能代表那个时期所有凉山彝族社会的情况，利姆的个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我们在读学术著作是总是无意识的把研究个案的结论推论到整体，不管是人类学研究还是社会学研究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其次，当时利姆的家支制度被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制度所破坏，破旧而又没有立新，用家支制度本身来控制毒品泛滥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当时当政者一厢情愿罢了，更何况海洛因本身对人的成瘾性决定了靠一种道德伦理来约束是不可能的。

2.传统凉山彝族社会并无制度性的男子成年仪式，刘女士所指的“成年礼”只是利姆流动青年生命过程的一种想象“成年礼”，它不能代表所有凉山彝族青年的“成年礼”。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一种象征“通过仪式”的比喻，但是还是容易造成人们对整个凉山彝族青年真实“成年礼”的刻板印象。从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来看，用一个田野地没有的词汇来形容该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并把这个概念强化成一个为人所熟悉的概念。这种写作方式是否不自觉的暗含着一种西方思维中那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呢？学者的情感在学术著作中是一把双刃剑。另外，关于书中提到利姆青年的大量流动是因为个人意识的觉醒，但黄热古认为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传统的家支制度和等级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

3.关于诺苏人与毒品的互动关系，黄热古认为，海洛因进入凉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食与艾滋，第二阶段是贩毒与监狱。事实上，诺苏人与毒品的关系是从鸦片经济开始的，如果说鸦片经济给传统的诺苏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促进社会的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巨变中，海洛因在凉山彝族社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般来说，第一批接触海洛因的人主要是以吸食为主，关于利姆年轻人与毒品的互动关系刘绍华女士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但是，诺苏人并不一直都是被动的受害者，当诺苏人意识到毒品可以带来巨额收益时，很多彝族人开始走上了运毒贩毒之路，毒品经济给大凉山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论题。

4.现在的诺苏青年不再像父辈那样和毒品与艾滋纠缠不清了，刘绍华说到：“也许毒品与艾滋已不再成为他们今日城市之旅中的重要元素，但我仍高兴不起来。我想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前景茫然”，黄热古认为这就是大凉山彝族社会的第四次巨变。有学者认为，现在凉山彝族青年的出路主要有四种：读书、搞音乐、打工、待在家里。但是黄热古认为，实际上对大部分的凉山彝族青年来说，打工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大凉山彝族人外出打工又面临着各种各样艰难的处境。把整个大凉山彝族的处境放在现代性潮流中考量，黄热古和刘绍华女士一样感到茫然与担忧。最后，黄热古说到“罂粟花与大凉山一直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之中，我们既看到它给凉山诺苏带来了发展，更要看到它给诺苏人带来的灾难，我们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诺苏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把眼光限定再某个时代的社会片段上。关于诺苏社会，我们还有很多如奴隶制度，等级制度，家支制度等学术问题没有解决好。另外，刘绍华写到，诺苏人有一种谦卑性格，使他们与悲苦共生。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心理，需要引起每一个诺苏人的注意”。

黄热古同学报告结束后，杨渝东老师总结道：感谢黄热古同学的分享，我们这些“外人”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读这本书，而黄热古同学既从学术的角度，又从彝族文化承载者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既理性有具有某种使命感，他坐在这里本身，就让我们对彝族社会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杨德睿老师与黄热古讨论了大凉山社会政治是否发生了家支化的问题。而邵京老师认为，黄热古自己举的个案也是“特殊的”，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批评刘邵华的利姆不具有“代表性”。相反，刘绍华对利姆的描述是清晰，逻辑也比较清楚的，她可能缺少更为广阔的田野经历，但不能说她缺乏学术上的普遍性意识。她讨论的问题还是具有普遍的讨论价值的。而她所说的成人礼，也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凉山彝族这个地方，毒品和艾滋病的产生和世界毒品的贸易通道有关系，虽然彝族人自己也去贸易，但总体而言还是受制于整体贸易，而在此过程中吸毒和艾滋病是难以阻挡的。但在彝族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艾滋病管理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有人都发病率还没有用药，这个是行政部门的失职。讲座在师生热烈的讨论中结束。

文/钱秦，审稿/杨渝东，图/杨渝东韩竺君

主编：范可

编辑：韦小鹏蒋正韩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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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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