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麻风关于麻风病的中国叙事

白癜风有好的治疗方法吗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nzhm/150116/4559554.html
随波逐流

每周与您一起读书~

本期书目

《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作者简介

梁其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其研究专长是明清社会史和近世社会文化史，其他主要作品有《面对疾病》、《施善与教化》、《妇女与社会》。

分享者

唐一鑫，新闻学级硕士

一、引言

“一只轻捷的鸽子分开空气自由飞翔，感觉到了空气的阻力，它或许会想象，它在真空里将飞行得更为轻快”。谈起疾病与人类的关系，有描述疾病如何肆虐人类社会者，亦有宣扬疾病如何被人类消灭者，我却觉得用康德的这句话来形容颇为适合。人类如鸽子单向翱翔于时间之空，疾病无数次给予人类沉重打击，使人类的双翼伤痕累累。可是没有了疾病，人类会更好吗？进化论中提到，若只有一个物种的单向性发展，其终将灭亡，唯有在与其他生命体（致病的微生物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的相互竞争中才能发展和变异，才能实现进化。此外，疾病代表的死亡威胁或许是其令人畏惧的主要原因，在此意义上，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作用还在于唤起人类的敬畏之心，敬畏自然环境、敬畏其他生命，我认为这也是人类继续生存繁衍的必要条件。

年，《瘟疫与人》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评论一部有关黑死病历史的新作时，曾断言：“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进入20世纪，不少人对社会抱着一种进化论的观点，科技是日益进步的，技术加持下的人类，生活是日趋富足的，瘟疫早已属于历史。然而，现今正席卷全球的瘟疫，给了乐观主义者们重重的一巴掌。瘟疫不仅为人类过去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许在未来仍将与人类同行。

因此，将疾病放在中心位置书写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谈起本书写作，作者坦言是把疾病当作历史主角的两位学者给了她灵感，一位正是麦克尼尔，他巧妙地结合生物科学知识与世界史的关怀创造了人与疾病“相依为命”的历史书写典范；另一位则是福柯，他从疾病管理制度的重大演变探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过程中的核心价值变化，为西方近代文明史立下重要理论。

麻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在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发现过其存在的痕迹。然而，西方对麻风病历史的看法，长期占据着关于此疾最有影响力的话语地位。《圣经·利未记》影响尤为突出，书中称麻风病患应该被送到“营外”，因为他们不洁净，必须独居。然而，叙述麻风史的声音大多属于西方，作者重新挖掘中国麻风史的理由之一，就是把这段历史回归中国的医疗、宗教、社会与政治脉络，在中国的语境中讲述这个古老疾病的故事。中国的麻风病史为由“欧洲”经验规定的现代性主导叙事提供了极其有益的选择。中国人对麻风病的认识与麻风控制策略转变的历史，可以成为后殖民医学“动态的、多地的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中，作者先是在个人和宗教苦难语境中，后在新兴国族的集体焦虑语境中，梳理、分析了麻风病作为一种既被责难、又可救赎的疾病的历史。在对长达数千年的麻风史的讲述中，不同时代的撰述者有不同的重点，唯一不变的是麻风病被持续地污名化。它是隐喻，因病生疮的身体属于野蛮的南方人、邪恶的女人、危险的中国人。它是污染的源头，冒犯了既有的秩序，引起了重新划分界限的行为与言说，让界限更加清晰坚固。二、帝制时期的麻风叙事（一）文明的北方与野蛮的南方

现代汉语中的“麻风”一词，被认为出现于15世纪之前某时的文本中。根据编于公元前2世纪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许多中国医学史家断定那时的“疠/癞”或者“大风”可与麻风病划等号。近年研究发现，这些古老的词语指称的疾病可能与麻风症状相似，但古代中国是否存在现今意义上的麻风病（汉森氏病）依然受质疑。尽管如此，帝国晚期的医家相信“癞”是“麻风”的旧称，无论表面联系多复杂，疠/癞/大风，共同构成了现代生物学意义上“麻风”的漫长历史，成为中国麻风病社会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帝国早期（公元前4世纪—11世纪），“大风”指由作为宇宙或大气之影响的风，侵害人体造成的疾病，“疠/癞”则形容皮肤溃疡的症状。11世纪时，“大风”与“疠/癞”在医家（尤其是北方）的讨论中被合并为单一的“风证”。然而，宋金时期，大风癞又被归入刚兴起的外科类，因其明显的外部特征，治疗需要操刀针，大多数精英儒医便对此丧失兴趣，处于社会边缘的道教术士成了它的主要医者和撰述者。及至明清，医籍中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因基本症状是皮肤麻木，“麻风”一词就此流行开来。

帝国晚期，时人逐渐相信疠/癞本质上是南方，即福建、广东、广西等所谓烟瘴之地的疾病。主流的医学文献用比较谨慎的语言描述麻风与南方生态的类似关系，年颇具影响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人观点:“疠风，今人呼为大麻风。一因风土所生，中国少有此证，惟烟瘴地面多有之。”医界和非医界的作者为烟瘴地面的南方和中原画了一条界线，虽然何为“烟瘴地面”从未从地理学的角度明确界定，区别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

在前近代中国对大风/疠/癞漫长的医学认识史上，这类疾病被不断污名化，不仅被贬低到外科，在道教术士成了主要的阐述者后，他们相信其具有通过虫/蛊传染他人的特点，突显了疠/癞病神秘的危险性。麻风不再是“正经的”风证之一，而成了“他者”——边远地区半开化的南方人的疾病，南方被视为脏秽聚积，孳生毒气与恶疾的地方。16世纪起，它与通过性传播的南方“广东疮”（据认为某种类型的梅毒）的模糊联系，进一步使麻风患者背上污名，他们被视为道德败坏之人，耽于肉欲或生活无节制，因此被家人、朋友遗弃是顺理成章的。

为何遥远的“南方”在此时吸引了中原精英的注意呢？虽然僻远的南方总被认为是烟瘴地面，但在早期帝国的秩序中它只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宋代，随着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向长江下游地区转移，所谓的岭南地区在中华帝国的文化版图中日益具体可见，认为自己代表了中原文化的某些文人学者，开始对这个切实可见的南方、半开化的边缘地区的人民和习俗感到不安。从明初开始，正统的政治、文化逐渐渗透到帝国最南部的地区，和当地人不断增多的文化交往促使人们重新论述南方文化的独特性。在此意义上，明清时期关于南方特殊的地方病的撰述，可以解读为中华帝国文明与南方蛮夷之间日渐模糊的文化边界所产生的焦虑。

正如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所言，“只要在界限不稳定的地方，就会有污染的观念前来相助。身体跨越社会屏障会被认为是危险的污染……污染者成了被双重谴责的邪恶对象，首先是因为他跨越了界限，其次因为他给别人带来了危险”。（二）无辜的男人与邪恶的女人

在帝国晚期的撰述中，男性和女性身体对此疾的感受性也有差异。女性身体被描述为能够留住毒，不显露症状，因此尤为危险、有传染性，她们被视为最危险的人。人们相信，麻风女想尽办法和无辜的男人睡觉，把疾病传给男人（通常是北方人），以求治愈恶疾，这种行为被称为“过癞”。随着这一观念的发展，注意力从作为政治或宗教人物，处于文明世界权力游戏的中心的男性身体，转向了在文明边缘的、冶艳而危险、具有传染性的女性身体。

这种习俗是对麻风病独特、奇异的文化建构，它通过在男性与女性、中土与南方、当地人与外地人、文明与野蛮之间制造一条持续到近代的分界线，巧妙地把“我者”和“他者”区隔了开来。女性患者的“治疗”包括把麻风病从半开化的南方传到界线的另一边，传给文明的北方男人。过癞习俗的野蛮性质包含了几个元素:被认为气候恶劣、地形险峻的烟瘴地区独有的疾病；南方人体质不同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与主流的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贞节观背道而驰的习俗。

不仅是北方人持此看法，来自南方当地的儒家学者对于中原/南方、文明/野蛮的界限颇为敏感，他们试图把这些界限推向有利于自身文化地位的方向，争取把南方纳入文明世界的之中。他们提出以更明显的男性—女性/道德—不道德的界限代替前者。有当地学者认为，过癞习俗与普通的卖淫紧密相连，文明为蛮夷所污染根本不是个问题，普通的妓女污染了“不谨”的男人才是问题。（三）宗教语境：作为苦难的麻风，被谴责又可救赎

在中国的医学和宗教传统中，有两种互相矛盾却共同存在的疠/癞观——被视为恶鬼或罪孽深重之人的化身的癞病人，被法律定罪受到宗教传统的诅咒；另一方面，病人又因其丑陋可怕的外表成为宗教救赎的对象。

1、佛教

佛教思想中，严重的疾病，尤其是那些皮肤上有显眼而丑陋的外部症状的疾病，是今生或前世所犯罪行的报应。癞病的典型症状，包括肌骨腐烂、发臭生疮，被认为正是病人内在道德败坏的反映。依佛教传统，破坏塔寺、剥脱道人等行为都应受到癞病的惩罚。更重要的是，道德败坏导致的疾病可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

但正因为这些疾病的严重性和污染性，中古时期的佛教认为其最能测试把污秽境况转变为神圣佛境的净化力。救赎、净化或驱除疾病成了对照顾病人的僧侣的测试。这些观念深刻影响了社会，并延续到帝国晚期的医书中。疠/癞病因与特点的宗教性，使得治愈或治疗只能通过宗教手段。疠/癞病人有罪的、被污染的身体成了佛教宣扬通过信仰、慈悲和牺牲获得救赎的重要工具。6、7世纪建立的“疠人坊”，通常和佛寺有关，但并非隔离机构，而是展示佛教信仰和慈悲的橱窗，是举行净化仪式的地方。在佛教的神迹中，重点通常不是疾病患者，而是其宗教信仰、慈悲和自我牺牲使得治愈成为可能的僧人，故事主要突出僧人治疗者超越常人的宗教或道德地位。

2、道教

道教更感兴趣的是治疗过程——道长举行仪式或通过禁欲进行自我治疗。自我治疗更是叙述重点，包括修身与养性：一个人必须弃绝世俗的所有欲望和愉悦，起“悔心”，不一定是为了任何具体的罪孽，而是为了“不仁”。通过道德的提升、清心寡欲、服食丹药并配合特殊的身体技巧才能获得救赎。

疠/癞病人腐烂、垂死的可怕身体转变成不朽或近于不朽的身体，代表了道教修身养性观的主旨。从10世纪开始，道教的治疗和驱邪仪式大兴于朝野，并得到朝廷支持。宋代的文献表明，“疾病……被完全归咎于鬼怪，以及其职责为阻挡这些鬼怪的小神明。中古时期疾病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已被隔断。”此后的疠/癞病人更多从道士的驱邪仪式中寻求救赎。在道教传统中，作为神仙的治疗者和患者都被放在了舞台的中心。而且，治疗者和患者之间的界限特别含混不清，因为后者有可能得道成仙。通过宗教的修身养性自我治疗的观念在道教传统中最为强烈。

3、儒家

儒家和佛道传统中救赎的基本区别在于，儒家美德的表现是在世俗社会秩序之内，通常在家族或家庭的背景下。帝国晚期，因为照顾患麻风病的亲属而受到道德褒奖的故事更多了。照料者和病人之间特定的血缘关系或友谊的纽带是救赎的关键。对朋友忠诚、孝顺患癞病的父母、节妇对有病的丈夫不离不弃……这些显示“道德高尚”而能治病的题材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儒家传统中，没有非同凡响的治疗者或具有神奇医术的圣人，奇迹通常都由俗世中人的高尚行为创造。

佛道儒三个宗教传统对救赎的诠释，体现了帝国晚期所传承的疠/癞观念的复杂性。不同却互补的宗教体系，建构了复杂、有时自相矛盾的麻风病人形象。但是，这三个宗教体系中病人被救赎的身体指向了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看得见的、有问题的身体，且通常属于男性。尤其在佛道传统中，故事主角常为权欲熏心的政客、无私的圣僧、驱邪的道士、垂死的丈夫。直到14世纪对妇德的崇拜愈演愈烈，视妇德为拯救疠/癞患者的有效的道德表现后，妇女才进入此种场景。妇女扮演了照顾者、牺牲者或殉难者的角色。丈夫的患病是妇女赢得官方旌表的良机，是能被载入帝国官方史册的唯一途径。得了恶疾即意味着为天所弃，原本可以合法解除的婚约的女人却坚持履约，在时人眼中是种引人注目的道德表现。

清末出现的许多儒家故事，把原本奇特香艳的习俗改编为重病沉疴因高尚道德而得到救赎的版本。更有趣的是，在一部以麻风贞女为题材的戏剧《病玉缘传奇》（年）中，因封建与迷信而病入膏肓的国家，又因贞女的麻风病得以治愈，更在她将科学治疗方法取代封建迷信的过癞习俗后，而得到了象征性的救赎。故事的重点从个人的悲剧与救赎转向集体和国家的苦难与拯救，慢慢地走出了宗教范围，成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过癞”不再被视为未开化的南方的古怪之俗，而是作为帝国的封建行为，阻碍中国从一个腐败的帝国转变为健康、道德国度的现代化进程。落后、堕落、迷信的过去与进步、道德、科学的未来之间的对比通过过癞习俗的废除构建了起来。

三、新兴国族的麻风叙事（一）洁净的西方人与危险的中国人

现代化是清政府努力完成的任务，年后国民政府继续以此为目标。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努力中，中国的麻风病人开始象征中国过去的不幸与现代化的障碍：布满恶疮与残缺不全、无药可救的病体所象征的身体与道德的缺陷。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专家，包括传教士、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涌入亚洲。中国某些地方触目的麻风病，暗合了西方专家眼中中国与中国人属于落后文明的认知。中国，正如伦敦大学南亚史教授阿诺德所描述的印度，“（西方的）科学与医学把此地描述为异域，其居民为异族”。麻风控制犹如一个隐喻，和从清末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的艰难的国家建设过程相连，成为中国“卫生彰显的现代性”构建中的重要问题。

对西方而言，在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和麻风病有关的旧隐喻在现代世界的语境下变得意味深长。一种观点是麻风与患病者代表了种族退化，即某些种族特别易得麻风病，尤其是炎热国度肤色较深的劣等人种。麻风病也被看做处于文明某个阶段的人种所特有。不少西方专家认为麻风病侵袭那些居住在瘴气弥漫、被“野蛮”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污染的环境中，具有某种遗传体质的种族。而中国人则是那些居住在瘴疟地区，退化的、半开化的种族之一，他们眼中的中国总的来说是个瘴气弥漫的热带国家。讽刺的是，“瘴气论”与中国传统麻风观如出一辙。对中国人而言，南方人是主要的患者；而对西方人而言，所有中国人都是南方人。

更糟糕的是，“中国”这个有病的身体是有传染性的。华工正流向世界各地，国际上纷纷指则中国把有麻风病的苦力输入本国。—年挪威医生汉森发现了麻风杆菌，证实了麻风的传染性之后，欧美各国对麻风病大流行的恐惧日渐增长，导致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移民的指控，成为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原因之一。但汉森的发现并没有立即结束欧美各国关于麻风病通过遗传传播的讨论，此发现不过造成了混淆、招来了怀疑。

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事件影响更广泛深刻。一是比利时的戴勉神父（白种人）感染麻风后去世；其二是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宣布麻风病无药可治，唯有隔离来遏制传染。传染说被接受之后，隔离也成了中西方的普遍共识。中国精英鼓吹严格的隔离，在明清时期是为了避免污染，在近代则是为了更激进的目标：消灭让国家蒙羞的麻风杆菌。对中国来说，麻风病成了可耻的国家问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迫切任务之一是净化这个腐烂的国体。（二）隔离：重塑国体的努力

西方的轻蔑，打击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社会感染疾病的部分必须切除，而健康的身体得保护起来，远离危险的传染。把病患扔到麻风院是彻底消灭“麻魔”的一个步骤，民族主义者们要求实行更严厉的社会规训，并期待新政府展示自己的权威，因为这对于改善中国人种是必要的。

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隔离模式有三种选择：没有完全消失的传统麻风院模式、教会模式、非宗教的“国民政府”模式。

许多麻风院在清末数十年运作尚佳，因为有政府定期的资助和病人捐助的钱而能自给。传统的麻风院依靠几个方面：联系紧密的社区；政府信任的麻风头，他们一直对当地病情了如指掌，充任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中间人；默许一定程度的贿赂，它被视为把制度维持下去的一种自然的恶。在中国本土的医学专家和积极分子眼中，传统的麻风院被遗忘、忽视或斥为无用，他们认为中国对麻风病患坐视不管，许多传教士也接受了这个偏见。作者猜测，忽视传统麻风院的可能原因在于，这些旧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这正是民族主义者想要废除并用新的社会秩序取代的东西。首先，他们不信任地方的中间人，任何形式的腐败都被视为封建时代的特征而不能被容忍，崭新中国的重建应该立基于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此外，麻风病无药可救的假设是无法接受的。现代的身体，只要妥善规训，应该可以由现代、科学的西方医学治愈。19、20世纪之交对现代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愿景，和对麻风病治疗方面医学进展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使民族主义者积极分子把传统麻风院排除在了可行的模式之外。

教会的麻风院引起了更多兴趣，它们受到在华西方殖民势力的保护，被认为是西方现代科学与医学的载体。早期的天主教麻风院规模小，以传教布道为宗旨，被中国精英认可的大麻风院直到年代才开始建立，当时传染说逐渐流行，新教的国际组织麻风救济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年，麻风救济会在上海成立东亚分会，为5年后成立的中华麻风救济会铺了路。年到年中国至少建了51个麻风院，其中26个与麻风救济会或中华麻风救济会有关。这些麻风院的建立是为了隔离、治疗、通过劳动和宗教活动转变病人的道德和精神。但是，教会模式很快便被民国时期的积极分子否定，首先是因为过于强调宗教活动导致医疗工作太薄弱，还因为他们对病人的隔离不够严格。中国人（包括基督徒）想要的是有效的制度，要么能够消灭中国的麻风病，要么至少把病人和健康人区隔开。地方当局常常以民众不满为借口，非难传教士宽松的政策，作者认为，民族主义者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nmc.com/mfyf/169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