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公卫防疫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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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公共卫生防疫面临着重大考验：不仅涉及大众对疾病认知的观念问题，还涉及了公共防疫的政府措施问题，甚至还涉及了公共防疫下的个体权利问题。

新京报近日专访了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她就中国防疫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特约记者

曾梦龙

年10月，刘绍华得知90岁的叶干运教授逝世。这个消息令她震撼，也促使她改变写作想法，从原先关于中国国际麻风援助的英文书变成关于中国麻风医生的中文书。

叶干运是麻风病、性病、皮肤病学专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室副所长等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传染病防治的医生之一。刘绍华是人类学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为数不多长期研究中国传染病防治的人类学学者。

“岁月不留人，那段历史混沌未明，我希望在还来得及之前，让他们指正我的可能错误，读到我的书。于是，我决定将研究重新断代，并改变书写语言。在这转变研究与书写方向的过程中，亦有其他受访者相继过世。而我则在他们老去的同时，勉力让这本书逐渐成形。‘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却要开始写历史。改变研究的范围，并以中文书写，其实是更艰难的挑战，无异于展开一个新计划。……让我得以坚持下去的最大支持，仍是来自于麻风医生的鼓励与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刘绍华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中写道。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是刘绍华继《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后第二本中文学术专著。和前著类似，这本也是从传染病角度切入，分析国际与全球卫生，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本质与倾向，以及身处变迁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与转型。

《我的凉山兄弟》

作者：刘绍华

版本：三辉图书丨中央编译出版社年9月

具体来说，年前的中国是麻风流行之地；年，以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而言，中国已达成消减麻风的初步成果。相比印度等国家，这个成果可谓举世瞩目、成就斐然。但她也认为，中国为此付出不小代价。

如何理解中国麻风防疫成果与代价之间的张力？刘绍华从个人生命、麻风防疫和国家政治这三层历史维度，重新梳理和分析了年后中国麻风防疫的动机、做法与结果。这三层历史维度，构成了理解中国疫病与政治的同心圆，每一个维度都不可或缺。麻风医生，则是贯穿这三层历史维度的主要行动者，他们也交织形成一个防疫网。

为此，刘绍华正式访问过34位男医师、11位女医师。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之间，他们参与了麻风防疫。年底，年纪最长者已有96岁，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这几位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受访者，都在研究过程中辞世。同时，她也通过历史文献、文件档案、通信讨论、田野调查等多元方法，重构那一段历史。

在回顾中国麻风防疫的成果和代价后，刘绍华在著作中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话题，即公共卫生防疫与个人自由的争议。她在书中写道：

“现代卫生的论述核心议题便是‘个人’与‘公共’的拉锯。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兴治理、都市化与工业化陆续扩张、细菌理论带来的生物医学科学知识、医疗专业社群逐渐掌握人口健康的论述与管理等历史背景，卫生正式成为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政府的治理责任。在医疗专业化与社会医疗化的趋势下，公共卫生兴起，进入褔柯所指众人身体是卫生治理产物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时代。”

麻风病人，即使身障也能独立生活。来源：刘绍华摄

但是，在国家生物政治时代，她认为“分类、界限与区隔可能成为维护公共卫生的有效方法，但同时也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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