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下

作者简介

宋家宏，昭通人，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滇池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云南区域文学研究多有涉猎，发表评论百余篇，著有《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等。

四

年的云南小说创作，涉及面相当宽泛，仅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远不是寥寥几个类别就可归纳，何况还有不少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读到。这里还想说说上述几类难以归类而又有其特色的作品。潘灵的短篇小说《叫了一声》，发表于《芙蓉》年第3期，发表后即引起一定的反响。责任编辑杨晓澜对这篇小说显然是特别推崇的，她说：“《叫了一声》富有经典短篇的调性和内韵，小说是母亲内心深处的一声自然呼唤，却是徘徊在大变革时代人心惶惶间的一声善意提醒，这是中国式典型人物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对大爱的无声传播。母亲平凡、迷信、固执，可在生命与善意前面，她心爱的崇拜的玉佛，也可随意送人。在她的心里，人的善良才是人人该供奉的活菩萨。小说以小见大，一件小事藏有千斤之力，如同作者只轻轻叫了一声，却涌来万千波澜。在习惯掉在描摹丑恶与虚伪叙事陷阱的当今整体写作环境中，这种有情义和善美的‘一声’，非常可贵，延续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回到了小说写作的初心。”“云大评刊”成员魏启瑞说：“《叫了一声》这篇小说体量虽小，意味却深，读来五味杂陈。城乡价值观念的差异、两代人之间巨大的代沟、婆媳矛盾与夫妻关系、生活的经济压力和多重困境等都溶于这个现代城市小家庭的生活切片中，每一侧面都可能引发不同读者的共鸣。母亲形象较为特别，愚昧固执之外是一种真实的善良，算得上小说的亮点，也为小说结局增添了转折。”另一评刊成员田彤彤说：“小说的语言轻松平实，情节设计新颖、完整且丰富。特别是吴光贵这个角色，贯穿于整个小说情节的始终，这样的一个平民化角色特别接地气，让我联想到了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从而感受到小说的情节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虽然细碎、平常但并不无趣。但与《烦恼人生》不同的是，这篇小说利用人物的性格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小说所写的人性之善能触及到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令人感动。”小说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借一件生活中似乎很小的事，写出了“母亲”的善良，写出了人性的善良，这也是小说的动人之处。过去从未读过大理作家杨友泉的小说，这次一读，令人惊叹。他发表于年第六期《湖南文学》的《一筐红苕》，是一篇悲剧意味浓郁的小说，又以轻松、幽默、诙谐，饱含嘲讽与无奈的笔调呈现，小说的文字极有个性和吸引力，这样的文字能力和小说的构思与想象能力，非一朝一夕可抵达。这篇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女人用一生来回报她的救命恩人。小说开篇即写“饥饿”，写得惊心动魄，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会明白故事发生在“困难时期”，作者把“饥饿”作了归因，土地的贫瘠，少见的干旱，使叙事主人公挖不到一筐红苕，却在地里救起了一个饿倒的“半大人”。大量的笔墨集中于家庭内部，夫妻间恶语相向，丈夫无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被救起的“半大人”不走了，此时才发现这是个小女人，她因此而获得了“红苕”之名。她要报答自己的恩人，饥饿却使他们无力“圆房”。她有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坚韧的生命力，肩负起为杨家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重任，承担起难以想象的苦活重活。最后连骨灰都还给了救命恩人，被杨朱在不知情中吃到肚里去了。小说最后的一笔，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想象与笔力，和一个优秀作家内心必须的强悍。杨家在自身难保的境况之下，救了红苕的命，这是“大爱”；红苕一生都在报答杨家，终老于外出当保姆的任上，这是她的“大义”，红苕的一生更体现了她对命运的反抗。感谢《湖南文学》发表了云南的一篇好小说。苦难的生活，悲剧性的故事，如何才能写出动人心魄的小说？只有不止于对苦难的直观描绘与呈现，而写出人对命运的反抗，在反抗命运的过程中体现出人的崇高，生命价值的壮美，才是好小说。读这篇小说让人想起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小说。雷杰龙近年小说创作常以历史为题材，《人民文学》》年第4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记骨》是其中一篇。小说以唐传奇中的小说《吴宝安》为基础重写,原作仅余字，雷杰龙的小说为余字。改变的当然不仅是字数，对历史与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当代人的认识与理解，就不需要去写。借古人的骸骨，吹进自己的灵魂，是当代人写古人的必须。古人的小说《吴保安》以“义”为中心，义，属于传统文化中含义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仁、义往往并称，是“君子”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延伸到朋友之间的情意，为人处世必须讲义气，守信义，有情义。唐传奇中的《吴保安》歌颂的就是主人公遵守的传统之“义”，吴保安的“高义”。雷杰龙改变了什么呢？他吹进了何样的灵魂？雷杰龙把故事设置在天宝年间大唐征伐南诏前后，主人公杨仲翔为个人的功名被卷入残酷的战争，失败之后被俘为奴，写信求助自己曾给予过一点帮助，而从未谋面的朋友吴保安。以“国家”的名义，用杀戮拓边，枯骨埋异地，也不过是用“忠义”化了妆的一已私利。吴保安竟然十多年为救助这位未谋一面的朋友，抛妻弃子，倾家荡产，终于成就了天大的“情义”。雷杰龙小说的故事框架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叙事角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小说是作者的全知叙事，雷杰龙小说以杨仲翔为叙事主人公，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让读者进入他的内心，让他为此忏悔。他为自己的私利，置朋友于道德高地，促使他为自己付出惨重代价。仁义并重，吴保安抛妻弃子，是为不仁，“仁者爱人”，连自己的妻儿都不爱，何谈仁义？雷杰龙在小说中让杨仲翔在去世前要儿子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不义之人杨仲翔之墓”，儿子当然不会如此刻字。这是雷杰龙之笔，是雷杰龙让杨仲翔忏悔。雷杰龙把古人小说单纯推崇义气、情义的“义”，用新的叙事剥开了其中的矛盾，也就对传统文化的“义”作了现代的深度剖析。年轻的焦典，出生于云南边地，她的文学之梦从写诗开始，目前在北师大读“文学创作与评论”硕士，她发表在《人民文学》年9期的短篇小说《黄牛皮卡》令人耳目一新。这篇小说似写边地与民族，民俗与风情，实则隐含关照的是当代城市生活问题。最后一个毕摩连同他的老黄牛消逝了，那自在、安然而神秘的生活也必然消逝吗？正如“云大评刊”桂春雷所言：作者“唱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很难不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却显然更为从容的捕捉到了‘生生不息’这个词所应有的律动，并以相当成熟而细腻的笔法，突破了猎奇的‘异乡’写作。”小说语言极富张力，明亮、简洁、内敛而饱含诗意，本篇小说的责编梁豪说：“这是一篇可以看语言的小说，或者说，是被语言挑动起来的小说。”叙事的节奏，所留“飞白”也让人想起沈从文的作品。同为“90后”桂春雷惊喜地说：“这无疑让人对文学有了更坚定的信心。这信心足以让我们意识到，‘95后’这一代际概念暗示的担忧，不免有某种不必要的所谓前辈的优越感；也应提起我们的反思，所谓年轻一辈的‘后必胜今’，同样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持。”钱静，是我们不大熟悉的作者，他发表在《四川文学》年5期上的短篇小说《打捞》，是一篇读着想读下去，读完有话可说的作品。老一代的生活理念与年轻一代格格不入，他们的理念来自于历史的记忆，来自于个人的经历，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伴随了他的一生。有意味的是，对他的一生造成深刻影响的不是战友的牺牲，自己的负伤，而是给予他伤害的敌国的小姑娘。也许，这是最真实的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记忆中留下的是战争中人的坚毅、顽强与机智、勇敢，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当这些精神品质与苗族人的遥远历史融会在一起时，在小说的主人公——“我”的父亲的脑海中爆发出了艺术之光，画艺并不深厚的战争英雄乡村退休教师，在苗族妇女的服饰上获得灵感，用自己心灵在一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个民族的“迁徙史”，所有观者无不为这块画布称奇。大风吹走了这块画布，他为此不惜付出一切，那怕生命也在所不惜，最终从悬崖上“打捞”起这块画布。与此对应的是“我”的儿子，终日沉迷于手机，最终为“打捞”手机丧失了生命。小说包含的远非“代际冲突”，而是时代变迁蕴含的社会内容。作者的价值取向显然是父亲一方，其实，小说所蕴含的内容并非作者处理的这样简单，单向度的取舍难以呈现整体的复杂性。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老一代与下一代夹缝中的视点，由此获得叙事的自由度，并能自然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伏笔运用等，都颇具艺术的匠心，只是用一场大风卷走画布略感生硬。教授写小说是近年的一个现象，于昊燕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发表于《边疆文学》年4期的中篇小说《掀起你的盖头来》也是一篇有特色的小说。关于大理，我们读过不少小说、散文与诗歌，或多或少大理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形象，于昊燕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大理形象。她掀开了大理的盖头，这个“盖头”就是我们以为已经熟知了的大理。小说以大理古城城墙边的一个客栈“水云阁”为舞台，拉开大幕，或者说慢慢掀开“盖头”。开始的两节基本上就是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大理，热闹而又安宁，温馨而又饱含风情，是人生旅行者疲乏休憩的港湾，五方杂游，与世界相联。也就在这两节中作家悄悄地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埋下了故事的线索。——作者对老舍有研究，而老舍是戏剧大师，这两节已经可以看出戏剧的结构对她写小说的影响。登台演出的是两位主人公：落魄艺术家司徒雷锋、来自中国北方的天真女孩果儿。他们两人并没有发生故事，他们自己上演了生死存亡的故事。客栈主人张先生和他的妻子是两场戏剧的串场人物，亲眼目睹了令人感叹不已的戏剧。落魄艺术家不名一文，在命悬一线时被张先生用他的智慧拯救了出来；果儿却没那么幸运，她陷入PVA圈套，遭遇劫难，生死不明，尽管张先生也已尽力。大理还是那个大理，大理已经不是先前的大理，它是中国的大理，世界的大理。风俗民情与世界文化共振，行走着多少来自世界的伤心人，上演着多少边缘人的故事。这篇小说叙述与描写融为一体，文字行云流水，也没见到教授们写小说时常见的弊端：一个理性的教授站在感性的教授之后，后一个自己指挥着前一个自己，结果小说理性的成分重于感性的成分。但如果这篇小说压缩一些篇幅，写得更精粹一些，不是更好吗？精粹，是对艺术更高的要求，也是教授们讲课时常常说起的艺术境界。刘平勇的《一饮而尽》发表于《天津文学》年8期，以平实的笔法写出底层百姓生活的无可奈何。他们依靠农耕与打工，已经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愿望，娶妻生子，修房建屋，本是中国农民基本的生活目标，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可是这些都不是仅靠勤奋的耕作与辛苦的打工可以得到的。小说中的父亲落入了传销的陷井，并把黑手伸向了自已的亲友。由于小说在此之前铺垫到位，这位父亲并没引起读者的反感，而是深深的同情。小说中的儿子一方面不能揭破父亲不得以而为之的阴谋，同时又要阻止父亲危害更多的亲友，对自已上完大学却不能对家庭尽应尽的责任，还要年迈的父亲辛劳，并走上害人害已之路，深感自责。刘平勇没用非常态的情节，也没有煽情的叙事，在常态的叙事中传达出内在的疼痛感，写出了底层百姓小人物的悲哀。工厂生活历来不受读者待见，难写出好看的作品。官玉华今年却写出了一篇好看的小说，这就是发表在《广西文学》年2期的《螺丝、油漆刷及饱满的悬挂》，写的是两代人高超的技艺。无关改革、权斗、企业政治、资本运作等社会化热点，就是展现普通工人的技艺。他们是极普通的工人，老工人和小青工。整篇小说写的都是两代人都在追求精益求精的技艺，他们以此为荣，以此获得世人的尊重，获得自己的爱情。这样的展现工厂工人技术的小说怎么会好看？读小说，你就会明白，他们的技艺何等高超！由此产生对他们由衷的敬佩。当然，小说的构思也很巧妙，官玉华把主要故事放在两个老工人一男一女拼酒过程中，描写与倒叙穿插，生动的语言与狂放的行为互补，人物活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凸显了出来，再辅之以两位小青工的爱情故事，叙事语言简洁、流畅，生动，一篇好小说该有的都有了。官玉华有丰厚的工厂生活积累，那是国营大企业，这也许是他对那个时代温情的回忆，国企的沉疴不是由这些普通工人造成的，他们有高尚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对企业有归属感。现在，无论国企还是私企，这样的精神还有吗？杨恩智发表在《四川文学》年第4期的小说《通缉》读来令人惊奇不已，虽然杨恩智有着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我还是难以相信这是他“编”出来的小说，似乎就是生活里发生的事，正应了那句俗话，这样的事“作家都编不出来”。异峰突起，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却又不是让你被刻意营造的非常态的“故事情节”吸引，而是人物的命运抓住你的心。即使是那个脚踩两只船并把自己的后一位男友诬告进了监狱的女人黄兴梅，你在怪罪她，痛斥她之后，又能从小说的描写中得到对她的理解与同情。魏铼与郭旗这两位的遭遇更是令人感慨。小说描写的底层人物在遭遇不幸时，很难求助于法律与道德，也很难得到诚心诚意帮助，只能以底层的方式，选择逃避求得暂时的安宁，或者，以一已之力用杀戮或暴力，求得自己的公正。《通缉》隐含着浓郁的悲剧性，引人深思之处正在于此。这篇小说的传奇性，是云南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少见的，在非常态的故事情节中，有着深厚的常态生活逻辑，正所谓写出了“传奇中的普通人”。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叙事还不够简洁，写得太满太实。黎小鸣在《长江文艺》年9期发表了《在滇西北深处》，我以为发表于《钟山》年第4期的《穿过鲁尼达》，更有特色。云大评刊成唐诗奇在讨论中说：这篇小说“聚焦于麻风村鲁尼达两代人的生命历程，展示出文革前后与当下不同时代麻风病人的境遇。作者采用两个叙事视角穿插叙事的方式来交替讲述，也有意对文本风格作出了明显区分，颇具匠心。云南曾是中国麻风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如今麻风村已成历史，但麻风病人每一个个体的悲苦都不该被遗忘。黎小鸣以小说重现这段历史，本身就很有价值。王雍军近年来在小说创作方面有一些探索，发表于《青年文学》年第12期的短篇小说《迷失》写得空灵而迷幻，似小说而又非小说，似散文而又与固有的散文理念有异，写实与想象交融，梦境中似乎还有梦的浮现，文字流淌着音乐的意味。这样的小说对习惯了现实主义阅读的读者来说，颇有难度。叙事主人公探索云南的山野之美，思索艺术之根的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年轻的陈伟对小说创作也颇有思考，他显然读过卡夫卡一类现代小说家的作品，不仅在小说的技艺方面多有吸收，而且在观念上也明显受其影响。发表在《广州文艺》年第6期的《无需鞭挞》，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小说写的是人的生存困境，在一篇小说中各部分有不同的叙事视角，两位男女主人公，以及男主人公七便士的鞋子，土耳其木马，布猫等，把生活于小镇的两个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展示得非常透彻。一路狂奔的马车成为小说中的意象，隐含着人只能听凭现实的左右，而无法有自已的选择。陈伟发表于《青岛文学》年第2期的《珍珠牢笼》也是一篇隐喻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角度，却把叙事者分为“我和我的影子”，一个叫陈黑，一个叫陈白。这两个“我”在观念以及生活意义的理解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不断地争吵。另一女人也是一体两面，魏风及其影子“魏影”，他们各有自已的梦想与追求。小说涉及到了“传销”这一题材，隐含的则是“珍珠”意象所象征的意味。每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都是河蚌经历了血和泪的磨难史，它是痛苦洗礼后的结晶。可贵的是，陈伟小说虽然深受现代小说的影响，作品并不生硬，照顾到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叙事较为明白晓畅。马玫年5月发表于《大地文学》的《跳舞的女孩》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遇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孩，因同情而帮助她，渐生情意。生活的艰辛，无家的漂泊，使他退缩了。小说的最后，可怜的祖孙俩不知所终，在“我”的内心徒留伤感。小说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背景已经设置得很好，祖孙俩并非血亲，“我”的童年也遭遇亲人的抛弃，这些已经具备更深入地突进人物心灵世界的可能性，使这个非常态的故事产生更有深度内容，揭示更常态更普遍的人性内容。惜作者未能作这样的探索。胡子龙近年来集中于红色题材的书写，有多篇作品发表，年7期《解放军文艺》发表的《顾发顺的长征路》是其中的一篇。小说主人公顾发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红军，这红军他当得很意外很突然，跟着红军走了两天还懵懵懂懂没进入角色，甚至借机成了红军的逃兵。但目睹了战场上自己亲友的英勇牺牲，在复仇愿望的驱使下重新走上长征路，追赶红军队伍。情节简单，但把人物心理转变的过程描绘得较为真实，与我们常见的“扩红”题材有所不同。年，云南的中短篇小说令人欣喜，不仅数量多，覆盖面广，而且质量也较高，一些小说匆匆翻阅会不以为然，稍为细读就会发现其可贵之处。但离可以传之于世的名篇佳作仍然相距甚远，这也许是我的一孔之见，因为时间的法官才是最公正最准确的判断，那就交给时间吧。一篇述评文章，难免“遗珠”之恨，对一个严肃而自信的作者，一个有文学理想的作者来说，被“遗珠”当然不快乐，却也并非什么了不得之事。也许还有作者根本不愿意让你“述”让你“评”呢！评论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色彩，没有主体性的评论是非常乏味的。好作品却不会始终被评论遗忘，被时间埋没。写出名篇佳作，是每一个写作者理所当然的追求。好作品无关发在什么刊物，更无关有无评论、被谁评论。

往期回顾

◆群山丨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上）

◆群山丨杨云彪:洞里的人(三)

◆群山丨杨云彪:洞里的人(二)

◆群山丨杨云彪:洞里的人(一)

◆群山丨萧然:人间世

◆群山丨李红林:又是一年春风

◆群山丨杜福全:腰封

◆群山丨祝立根:深蓝（组诗）

来源丨

昭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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