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清华博士去非洲

劳动节前不久，共青团发了一篇文章“清华博士袒露心声回应质疑：我为什么去非洲？”，在我的朋友圈炸了锅。

文章的内容非常真挚，又不失理论高度。

作者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出身于东北某老工业城市的高知家庭，毕业后却选择去援建坦桑尼亚。这使周围的人不解，他也不知如何解释，于是只好追溯到最本源的念头——“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

然后，他从毛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出发，结合自身在非洲的见闻，表达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无耻行为的不满，说明了对我国援非政策的理解，也抒发了自己的志向。西方国家剥削非洲，造成其深重的苦难，以此维持本国的优渥条件，又污蔑踏实做事的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中国的援助，是公平竞争、合作共赢、以真心换真心。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也作为曾经同样深受苦难的民族，中国不能放任极端不均衡的世界体系永远维持下去，应当作出努力去改变。而作为共产党员，要为了英特纳雄耐尔的的初心去努力。

当然，造成文章炸锅的原因，是作者曹丰泽“清华博士”之外的另一个头衔——网络“入关学”的代表人物。他最经典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口密度太大导致内卷，应当开发非洲才能吃牛排住大house。

大家一直都以为“键盘政治家”都是在吹水空谈，还经常拿“非洲”作为一个梗来调侃曹丰泽，前几个月又盛传他要做选调生留在北京/回黑龙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选择了去非洲。

大多数人的态度，当然是祝福，惊叹，以及善意的调侃。

曹丰泽以往的反对者们，一时间也都闭了嘴。谁曾想没过多久，阴阳怪气的声音又出来了。他们说曹丰泽是为了XX万年薪，以及，为将来的回国从政镀金，云云。

当你手里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同样，当一个人心里只有“升官发财”四字时，无论别人做什么，他都能解释为“最终一定是为了升官发财”。

不少读者应该听过“马海德”（ShafickGeorgeHatem）这个名字。他是黎巴嫩裔美国人，当年和斯诺一起去的延安并留下成为医生。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入党的外国人。年，他放弃美国国籍，成为第一个拿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作为医学专家，他对我国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年去世，按照遗愿将其骨灰撒入延河。

年，马海德被评为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年，他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乃至人类健康事业奉献终生的人，竟也受到了非议。年，新西兰学者布莱迪（Anne-MarieBrady）出版了一本研究在华外国人的书，把所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抹黑了个遍。她的核心论点就是，这些人都是被TG收买了，为了一己私利才帮中国做事。

比如，马海德当年本来在上海开诊所，为什么就跑去延安了呢？布莱迪教授说，以往的叙述一般都是说，马海德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并希望能够帮助世界革命，因此在得知延安需要医生的时候，就报名去了。但这个以往的叙述不对，根据她查阅的大量原始资料，一个重要的被忽视的原因是，马海德的私人考虑。

当时他的诊所开不下去了，他在上海快要饿死了，天天去朋友家蹭饭，又不好意思，就想离开上海。这位朋友其实是美共的总书记Granich，就和他说，延安的红军现在没有医生，你去了就是他们的金矿啊。

因此，马海德才决定去延安。而去了之后，他受到了热烈欢迎与非常高规格的待遇，于是就一直留在延安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

尽管布莱迪教授没有明说，但她话里话外暗示，马海德不是为了革命理想，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一类的物质原因前往并留在延安的。

这种推论虽然听着荒谬，但布莱迪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各种信件、日记、访谈等等。我心里也不免疑惑，莫非真是如此？否则的话，就是她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手段高超的剪裁拼接的春秋笔法。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多少应该有点良知，基本的学术规范还是要守的。于是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查证她的那些原始材料的上下文。

（许多档案在美国的档案馆，查起来很困难，我只好去查引用了相同档案的其他文献，以此获得更完整的上下文）。

九牛二虎之力的查证结果是……我真是太傻了，这类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良知？

马海德在上海时确实很穷，也确实打算离开。但他最初设想的地方是朝鲜或者西班牙，因为那里是当时的革命前线。至于延安，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前，外界对此是非常陌生甚至恐惧的。当了解了延安的部分情况，以及真正去了延安之后，他便决心留下。

况且，马海德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作为一个有美国国籍的顶级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至少也是中产阶级。他家虽穷，但也曾到达过中产水平，他很清楚美国的中产生活是什么样——肉蛋奶充足，大House住着，小轿车开着，壁炉旁坐着，收音机听着

应该有很多读者和我一样，从小就羡慕Tom家的冰箱。而这个截图的内容出自年上映的的“杰瑞和狮子”，70年过去了，我国大多数家庭的冰箱仍无法达到这一水平。

当时的延安是什么生活？规格待遇最高的是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曾要求每天吃鸡，但实在无法满足，于是便要求每天吃糖。最终得到二斤白糖。

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所有人住窑洞，冷了就只能生火，燃料质量稍差些就呛得人透不过气。

为了“升官发财物质享受”，马海德医生没有回美国，而是去了延安。为了“一己私利”，建国后他又留在中国，与性病与麻风病斗争——这是当时西方医生认为最脏的，最不愿接触的病。

这种分析，亏布莱迪教授敢写，而西方读者还真的敢信。

（她还有很多别的分析，均是类似的问题，我仅举以上的一例）

当然了，这位布莱迪教授，恐怕脑子里真的是只有“升官发财”四字。我把以上内容与自己的导师交流，得知，布莱迪教授因为这些优(Fan)秀(Gong)著(You)作(Gong)，已经被美国政府请为了座上宾。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相信马海德医生、白求恩医生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是真的为了伟大的理想而为中国革命服务呢？

我们回到曹丰泽。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一定仍有人挑他的毛病，搜集各种“证据”证明，曹丰泽去非洲不是为了他所说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而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他们的证据有些可能还像那么回事。对此我就引用毛教员的一个论断：

毛教员曾多次把宣传稿上的“大公无私”改成“先公后私”。他说，不应宣扬大公无私，而应宣扬“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一个好的行为，应当是让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获得益处。

毛教员提过多次，我能想到的一次出现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这是公开出版的，大家可自行搜索原文，或在本号编写的“毛选二十一篇”中找到。

周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亚非拉领导人来华时，常致谢说感谢中国对我们无私的援助，而周总理每次都要严肃地纠正，我们的援助不是无私的，而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利互惠。

一切援非项目，都应当是让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复兴、所在企业，以及每个参与者个体都获得益处。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

我家中的一位长辈，在七十年代曾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在坦桑尼亚工作生活了四年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衷心希望每一个真心参与援非项目的中国人能够取得希望的成就，而不合理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国际秩序能够早日被打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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