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掠影默鸣学社温故口述史协会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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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2号14：00，默鸣学社、温故口述史协会《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读书会于综合楼B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温故口述史协会、默鸣学社主办，邀请蔡炯昊老师作为评议嘉宾，由级戴汶熹同学担任导读，不同年级的同学们到场并参与了讨论。

活动开始，戴汶熹同学首先介绍了选择导读梁其姿先生这本书的原因——与当下的疫情时期相契合，并推荐了另外两部与本书相关的著作：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和陈昊的《疾之成殇》。导读正式开始，戴汶熹通过介绍麻风病的病症、治疗方法及国内外麻风病现状，引入作者在书中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癞病”能否和今天所定义的麻风病划上等号？在梁其姿先生看来，从中国的古书中摘取若干字眼，作为证明中国古代麻风病存在的证据，由此来追溯中国首次出现麻风的努力注定会徒劳无功。她通过历史的视角总结了明清以前对于麻风的解释和治疗以及明清以后人们对于麻风的新理解，并指出对麻风病人触目惊心的集体病状的观察以及对麻风来自南方、通过性传播、无可救药的印象最终导致了麻风在明清时期的“污名化”。对麻风的恐惧又引起了人们对麻风病人的排斥，佛道两家则借机通过各种仪式救赎病人来宣传自家能力，儒家则把美德作为救赎的武器，这是唐宋以后宗教大规模下移的一点表现。戴汶熹同学认为这点的观察体现了梁其姿先生在《施善与教化》和《面对疾病》中都涉及到的思想下移以及重塑社会价值观的研究脉络。

在医学并不十分发达的古代，解决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隔离，这就需要大量的麻风院的建立。麻风病通过官方出资建造在城市郊区，由疯头进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病人与健康人群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于麻风病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来自于其可以传染给他人，更是因为在当时人眼中，麻风具有遗传性。这种观念对于建立麻风病人彼此的认同感而言，这种想法形成了麻风病人形成了独特的血缘观念，甚至影响了西方的医学家，使他们认为中国的麻风病有着自己独特的遗传性，与其他地区都不一样。这种遗传的观念在麻风病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麻风病人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乃至日后几代麻风病人同时生活在一起，使得麻风院形成了完全独立于外界的社会。麻风也成为了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界线。男性与女性，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界限，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麻风病形成了一条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

国门未开之际，麻风是地域性的偏见，西洋涌入，麻风则变为腐朽帝国丑陋的伤疤，麻风被长期认为是华人身上所拥有的疾病，这不仅加深了影响海外华人移民的种族成见，也使疾病问题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精英特别敏感的问题。通过隔离的方式治疗麻风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能否通过科学的机构治疗麻风的体现，当时国际隔离运动也为他们相信麻风病的治愈是需要隔离措施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麻风病的治疗方式事实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本质上说是过去的隔离运动的延续。相对于国民政府时不成功的隔离手段，新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麻风病院的交流网络，并努力将病人隔离在麻风院之中。这一观点事实上是从明清开始的麻风隔离措施的延续，只不过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无疑有着更有控制，也更符合积极分子对于治疗麻风的愿景。我们可以看到，麻风的治疗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问题而上升到了民族主义。

（图为戴汶熹同学导读）

在概述完作者书中所提的几个主要问题后，戴汶熹同学再次强调了“疾病如何成为历史”这一问题，过去疾病史多通过回溯诊断（retrospectivediagnosis），即把古代的医疗名称与现代医学诊断结合起来，从而将古书上孤立的名称与其他地区的医疗文献产生联系，也能够拥有自己历史演化的谱系。而在梁其姿的书中疾病则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实体，疾病的身体是地方慈善机构的社会对象，疾病的社会实体成立于疾病的社会应对以及相应社会群体和组织的运作之中。戴汶熹认为这一研究视角与其对慈善组织的考察有关，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克服回溯诊断视角的部分缺陷，即作者试图建立疾病的名字在历史中的延续性，但疾病的内涵是否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明清的麻风与近代的麻风是否是同一种疾病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存在上述缺点，但梁其姿先生在本书中展现了疾病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即疾病并不只是简单的生理病变，也是不同时代各种社会文化的建构。

（同学们聆听蔡炯昊老师评议）

戴汶熹同学导读结束后，蔡炯昊老师首先肯定了戴汶熹同学对本书主要内容和关键问题的总结，以及对医疗史书写发展的梳理。接着，蔡炯昊老师主要从学术启发的视角对本书发表看法。他首先谈到梁其姿先生从历史通贯的视角来研究麻风在中国历史上的概念、治疗方法、文化内涵，这本身对于研究者对不同时代史料的掌握是很大的挑战。他进而谈到，作者在书中所做的部分判断往往受制于史料的多少，如在谈麻风在前后时代的形象和疾病管控方式的变化时，作者通过前后史料对比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是因为前一时代的史料匮乏，造成我们难以窥见前后时代同样丰富的历史细节。具体而言，书中宋代以前的部分主要使用正史、医书、佛道文献等类型的史料，而宋代以后则广泛使用地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司法档案等类型的史料。这一差异，使得读者不得不怀疑宋代之前和之后中国社会对待麻风病的态度并无根本性转变，许多观念和现象在宋以前已经存在，但只在宋代以后种类和数量都激增的史料中被记录下来。

接着蔡老师所谈到的史料问题，戴汶熹同学认为梁其姿先生在书中较少用到碑文材料，这与目前我国许多中古史学者重视碑文材料的取向很不相同。有同学提问，如果用碑文材料来研究疫病是否会遇到疫病在碑文中被隐去的问题。戴汶熹同学认为，即使疫病在部分碑文中被隐去研究者也能从中发现部分蛛丝马迹，应该要根据具体问题和材料来考察，而不能因为担心被隐去的问题就不利用这部分材料。

（图为同学们互相讨论）

随着读书会进入尾声，到场同学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其他一些问题。蔡老师和戴汶熹同学又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和解答。最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图为大家合影留念）

至此，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

撰稿：朱宇辰

摄像：沈可馨

审阅：蔡炯昊、戴汶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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