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出走已过去几十年,这个世

每到一个城市，总想去看看那里的博物馆，和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喜欢从人的角度，还原一个地方的历史风貌的兴趣，总是大过于流连自然风景中。忽然想起《文化苦旅》，余秋雨先生特别想去的地方，也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脚印的所在，那是一种“人文山水”。也许是在这样的角度有了契合，我重新拿起《文化苦旅》、《出走十五年》，重温三十年前余先生的脚步。

余先生的文字很有风格，既有文人的赤诚与纯粹，也有情感的热烈与飘逸。《文化苦旅》聚焦于中华文明的延续与挖掘，《出走十五年》更多地是放眼世界文明的发源地，这样纵深的探索和对比，让这两本书提供给人多重的视角，仿佛穿越时空，与那些文明相会于某一点。

在余先生旅行中的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的阿拉伯人进出不易；而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则宁愿用铁丝网把自己为主，也要坚守在加沙地区绝不搬走，以示领土观念。“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做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余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深刻惋惜文明的无谓损耗，“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才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可是时至今日，加沙地区仍然时不时剑拨弩张，经济制裁和武装冲突不断。大概余先生的希望，是无缘得见了。

在印度的恒河边上，余秋雨先生目睹了“恒河晨浴”的真面目，拥挤的乞丐、麻风病人、将死之人……无数人露宿河边，整个河岸臭气冲天；烧尸坑常年不断的烟火、被野狗啃噬的死牛，和在这里刷牙喝水的人聚集在一起，无法不令人作呕。“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

现在的恒河边，依然有大批的信徒在恒河晨浴，以求用圣水冲刷掉自己身上的污浊或罪孽，达到人生超脱凡尘、死后到天国永生的愿望；依然有等死的人希望死在恒河边，把骨灰倾入恒河。余先生当年深感沉重的人类悲剧，在虔诚的信徒眼中，和生死一样平常。

余先生在旅行中接受过一次《朝日新闻》的采访。当时正值千禧年即将到来，在这次采访中，《朝日新闻》的加藤先生向余秋雨提出了关于文明走向的很多问题：“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那一次采访，几位“文化人”也只能就问题进行讨论，而没法简单回答，越谈越忧心忡忡。对着这些问题一条一条看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几乎仍然没有答案，甚至有些愈演愈烈。

那时的余秋雨先生就认为，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从中国的发展速度看，这样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

余先生认为，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

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

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

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放眼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还在继续，尽管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加持，人类根本的生存问题仍然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对于文明的作用，我们既希望它带来高于生存的精神之光，又无法在整个人类层面达到共识。文明终究是人类的文明，与自然和生命比起来，终究是渺小而无解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nmc.com/mfys/210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