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

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作者：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译者：肖莎也许，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的问题之外，超越于生命危险之外（他更多的是为别人体验到危险，而不是为自己）。作为一部亟待研究（公正的阅读）而非褒奖的著作的见证人，我坚信，不管处境多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示这份友谊。此时，我不由想起了狄奥基尼斯·累尔提斯献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哦，我的朋友，朋友是不存在的。”

首先做一点个人说明：我与米歌尔·福柯没有私交，且与他素未谋面，只有一次，在年5月风暴期间，大概是6、7月，我在巴黎大学校园里（后来我被告知他当时并不在场）针对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他却并不清楚说话的是谁……（不管诋毁5月事件的人怎么说，那是一个精彩时刻。当其时，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匿名而客观地发表意见，面对意见，人们不予辩解，只是偶然有人声明，那人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确，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时常自问：福柯为什么不在场？这个疑问，不仅给福柯的形象赋予了魅力，而且加重了那个空位的意义。对此，我曾获得一些答复，比方说“他生性有些矜持”，或者说“他当时在国外”，但这些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事实上，在那时，许多外国人都来了，甚至包括地处偏远的日本人。

福柯的第一本著作是他的成名作，交到我手上时实际上还是一部没有书名的手稿。罗杰·凯洛伊斯拿到了，推荐给我们几个人。我之所以要回忆凯洛伊斯所起的作用，是因为他如今似乎已经湮没无闻了。凯洛伊斯并非一贯都能得到行家们的欣赏。他兴趣太广泛，既是一位教育基金的评议员，又是位革新家，他总在主流之外，总与那些知识官僚气十足的人格格不入。而且，由于他自己养成了一种十分优雅——有时甚至过分优雅——的文风，他觉得自己肩负着维护法语语言规范的使命（他是一位严厉的守护者）。福柯的文体华丽而准确，兼具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品质，这使他大感不解。文章见识非凡，蕴含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既令他着恼又令他兴奋不已。难道作者所采用的庄重的巴洛克文体并没有最终葬送他的卓越见识？凯洛伊斯吃不准。也许，他从福柯那里看到了另一个欲窃取其才华的自我。没有人希望镜子里映出陌生人来——从镜子中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影像，而是一个自己渴望成为那样的人。

福柯的处女作（我们且认定那是他的处女作）强调了与文学的某些关联，这使他后来不得不做出修正。“疯癫”一词是部分混乱之源。在仅仅还是间接探讨疯癫问题的时候，福柯就首先考察了排斥的力量。此排斥在任意一天，由某一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决议实行。它不再把社会区分为善与恶，而是分成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这一命令揭示了理性具有不纯性，揭露了权力（此处指的是统治权）与万物存在着含混不清的关系；它表明，权力不可能轻松享有绝对统治。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排斥行为本身，被排斥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分类本身，被区分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将历史推向某个方向，无需大规模的战斗或朝代纷争，那么，历史该是多么奇特的一种事物啊。因此，以上分类并不单纯是一种恶意行径．旨在惩罚危险的反社会的个人（游手好闲之辈、穷人、酒色之徒、疯癫者）；相反其意图在于借助于某种更加难以克服的含糊性，向上述各色人等提供关照、养料和祝福，从而将他们全部纳入考虑的范围。不让病人倒毙街头，避免穷人变成罪犯，防止酒色之徒诱使皮诚者堕落，这些都不应受到指摘。相反，它们是进步的标志，是改变的开始，而这些改变是“责任当局”所乐于赞同的。

就这样，在其首部著作中，福柯探讨了一向属于哲学（理性，非理性）范畴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而且对历史中的某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给予了特别重视（小事改变大局），同时避免把这种非连续性理解为断裂（break）。（因为在疯癫者之前有麻风病患者。麻风病人消失后，空出了肉体和精神场地。正是在这些场地上，用于收容新的受排斥者的住所建起来了——尽管排斥的强制命令留存在各种动人的面目之后，而且这些面目会交替揭露和隐藏其本质。）

陷入险境的人

为什么“疯癫”一词在福柯的文本中具有如此强烈的质疑气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至少有两次，福柯自我反省，说自己曾受到一种观念的诱导，认为疯癫意义深刻，认为它构成了历史之外的一种基本经验，而且，对此，诗人（艺术家）可以充当目击者、受害人或英雄。假如说这一观念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对福柯有益无害，因为通过这一错误（也通过尼采），他意识到深度概念有多么令人反感。尽管由此，他将在话语中搜索潜藏的含义、引人入胜的奥秘；或者，换言之，他准备追寻意义的双重或三重层面，而这些意义层，恰恰是要在取消意义自身——就词语而言即是所指，甚至包括能指——以后才能了解穷尽的。

在此，我想说，福柯尽管一度目空一切地自称是一位“快乐的乐观主义者”，而实际上，他陷入了险境。他无需夸示自己的能力，他对我们面临的危难有敏锐的感知。他力求弄清楚，哪些危险最为危急，哪些又可能与我们和解，因此，策略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就此确立了下来。而这也决定了他会不时转一些念头——他本来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政治家（政治顾问）、作家（这是他一贯激烈而认真反对的术语），或者一名单纯的哲学家。

不管怎么说，福柯总在发展变化中，独自一人，暗中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不相信有内在性，也不受主体性所设陷阱的诱惑。他质问，在何处，又通过何种方法，才会产生一种完全去除了幻象，纯然浮于表面、闪闪发光的话语——也即人们所相信的，一种与追求真理同质的话语。只是，这种话语最终必将显露追求真理的危险，揭示真理追求与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形之间暧昧的关系。

告别结构主义

至少有两本福柯著作看似将某种新的知识形态展开在了未来面前。其中一本似乎比较晦涩难懂，而另一本则显得才华横溢、简单而扣人心弦。但两者外观上都具有规划性、纲领性。事实上，这两本书就像是遗嘱，其承诺不会有人遵守。不遵守的原因不在于疏忽或是无力遵守，而在于除了许诺本身之外，也许根本不存在别的实现诺言的途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福柯在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将他的兴趣消耗殆尽了。就这样，福柯了结了旧账，转向了其他领域。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责任，他只是将其隐匿在某种昭然若揭的不屑态度下。福柯著述甚丰，但他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善意或恶意的提问者要求他自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不过，也有例外）。

和《话语的秩序》一样，《知识考古学》是一个阶段（阶段的终结）的标志。在这个阶段中，福柯身为作家，却宣称话语实践实际上是纯粹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指示其本身，指示其构成法则，指示其嵌入的那一刻（假定没有本原），指示话语的产生（假定作者不存在），指明根本揭示不出任何潜藏之物的解码活动。话语实践是不会供认实情的见证人，因为除了已经说的之外它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语实践是漠视一切评论的写作（福柯讨厌评论），是自治的领域，但它既非真正独立，又非不可改变，因为它们永远都处于转换变形之中。假如有人想说多元性的存在意味着整体不存在，那么，话语实践就好比同时既是单数又是复数的原子。

但是，有人会说，在这场由语言学肩负职责的冒险活动中，福柯并没有做什么。他无非怀着自己个人的目的，在结构主义的临终痛苦中追求着某种结构主义的抱负。福柯从不感情用事，可是，当有人不遗余力地将他招募上一艘船，而该船已有不少杰出船长在掌舵的时候，他大发雷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探索（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窘迫，因为我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提过——无论是赞同与否——这一生命短促的学科的名字，尽管本人与该学科的一些拥护者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就这个问题而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简单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理由是，福柯能感觉到结构主义中存在着一股先验主义的残余。因为，据结构主义称，每一门学科都受形式法则（formallaws）的规范；这些形式法则一方面与历史变迁不相容，另一方面，其兴衰又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那么，这些法则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历史先验知识（historicalapriori）和形式先验知识（formalapriori）构成的一块不纯合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知识考古学》里一句颇具报复心的话，这句话值得推敲：

所以，把这种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被赋予了历史的形式先验知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快，也更不确切的了。这意味着把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宏伟的、静止的、空白的形态，它于某一天在时间的表层产生，并对人类的思想施加专制，而这种专制无人可以逃避；而且，它会突然消失，消失之前不可预料，消失之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隐退——这是一种先验的丧失，是间歇形态间的一种游戏。这种形式先验知识和历史先验知识既不属于同一层面，又不具备相同的属性。假如它们相遇、交叉，是因为它们处于两种不同的维度。

另外，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该作末尾的对话。对话中，两位福柯在杀气腾腾的决斗中相互对抗，不清楚哪一位会受到致命一击。一位说道：“在本书中，你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摆脱‘结构主义’。”……另一位的回答非常重要：“我并不否认历史（而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忽视历史），我只是将一般的、空洞的变化范畴暂时搁置了起来。这是为了揭示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转换活动。我拒绝接受千篇一律的时间化模式。”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苦涩而且可能毫无益处的争执呢（至少对于那些不明白问题何在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原因在于，福柯一方面想当档案保管员，另一方面又不想成为结构主义者，可是，这两个角色却都（暂时）使他看起来像是单纯在语言（或话语）上下功夫［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均一贯自命从语言中总结出了形式的（从而也是反历史的）法则］。甚至，这两种角色同时还促使语言成为一种带有瑕疵的先验主义的化身。这种先验主义，海德格尔会用两句极简明的陈述来提醒我们：语言无需人们创建，因为它就是创建者。

非连续性指令

福柯在探讨话语的时候并不排斥历史，他只是从中分辨出了非连续性（discontinuities）和抽象（只是局部抽象而非一般抽象）类型（discretedivisions）。非连续性和抽象类型不会预设自身背后隐藏着某种庞大、静默的叙事，某种连绵不断、无边无际、需要压制（或镇压）的低语声——压制方法类似一种神秘的无言、无思，它不仅会静待低语声的复仇，而且还会不动声色地折磨思想，使之永远无法确定。换言之，福柯虽然从来不曾痴迷于精神分析，但他更无意将集体无意识纳人自己的考虑范围，尽管集体无意识是一切话语和历史的基础，是一种“前话语旨意”（pre-discursiveprovindence）——其主导例证在于：不管是创造性的还是毁灭性的，我们都不得不转化为个人意义。

为了拉开自己与解释（“潜藏的意义”）、与本原（使唯一的开端——即海德格尔的Ursprung——显露）以及与所谓“能指的权威”（音素、声音、音调乃至节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距离，福柯研究着话语，试图从中分离出一种形式，以“陈述”（statement）这一名不见经传的称谓来命名。此术语，易由它所排除的内容所决定，而易为其准英雄主义赘述所肯定的内容所决定。反复重读《知识考古学》（此标题本身就很危险，因为它使人联想起应当摒弃的东西·一本原的逻各斯或本原的言阅，你会惊讶地重新发现多项否定神学的准则。福柯投入了全部天赋，用宏伟壮丽的语汇描述他所拒斥的东西：“它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因此，当他要对拒绝“价值”概念的态度进行评价的时候，他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了：陈述是稀少的，单一的；受其严格意义上的外在的可能性状况（外部，外在性）所限．陈述只会要求被描述，或者仅仅要求被重写。因此，陈述会不受控制：形成任意的系列；这些系列会不时构成事件。

我们距离日常话语中快速增长的语句有多遥远啊！这些语句不断生成，永不停息；其积聚不仅不受矛盾阻碍，而且恰恰相反，它只会为矛盾的刺激力所推动，从而到达一个多变的、不可知的彼岸。陈述的稀少性是由一个事实造成的：陈述只能是肯定性的，而且，它对于自身可能指涉的对象没有意识，它不具备可证明其真实性的惟一作者，它与一切可能有助于将其安置在有组织的群体内的语境无关（从语境中，它有可能得出单一或多种重义）。神秘的陈述本身已是多元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陈述是一种非整体的多元性：它是系列性的，因为系列就是陈述聚合的方式，具有可重复性这样的本质属性（在萨特看来，这是一种不具备多少意义的关系）。即便各种系列构成一团纷乱无序的特性，或是特性的逆转，系列的可重复性也不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些特性有时处于静态，形成一个画面；有时则由于它们相继发生同时关联，从而被刻写为混乱而必需的碎片，看上去和序列音乐中效果各异的音群（托马斯·曼语）颇为相似］。

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该演讲中——至少从理论上说——演讲人表述了他将在随后的演讲中要做的事。然而，实际上，他没有实现他的诺言。因为该说的已经说了，而且，这样一句话经不起展开阐述），福柯清晰但或许不太严谨地（缺乏严谨，是执法官话语的要求造成的，还是福柯初始对考古学本身缺乏兴趣造成的，这个词题值得探讨）列举了一些他有意用于新分析的概念。他提出了事件（event）、系列（series）、规范性（regularity）和可能性状况（conditionofpossibility）等概念，打算依次使用，又抗那些在他看来一直主宰着传统思想史的原则。其中，事件（event）对抗创造（creation）；系列（series）对抗整体（unity）；规范性（regularity）对抗本原性（originality）；可能性状况（conditionofpossibility）对抗意义（meaning），也即被埋藏起来的隐含意义的宝藏。这一切都十分清楚。然而，橋柯这么做，难道不是给自己制造一些陈旧过时的对手吗？而且，福柯对其话语所做的鲜明而系统的阐释，难道不是引导我们相信，他自己的原则其实比他的正式话语更为复杂？比如说，大家都确定不疑地相信，福柯拥护一种特定的文学生产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主体概念被完全、绝对地排除了——所谓名作家的全部作品已不复存在；作者不复存在；创作整体也不复存在。然而，事实上，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主体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主体过于确定的整体受到了质疑。使人们大感兴趣并投人研究的是主体的消失（也就是说，消失所体现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主体的分散（dispersal）。主体的分散并不是对主体的消灭，它只是从主体出发，给我们提供了立场的多样性和功能的非连续性（在此，我们再次遭遇“非连续性系统”。且不问是对是错，它似乎一度是序列音乐的一种特征）。

知识、权力、真理？

同理，如果有人认为，福柯对于他所说的真理意志（或严肃知识意志）怀有某种准虚无主义的不信任，或者说，他还对（具有普遍价值的）理性概念怀有某种疑虑和拒斥的话，那么，我认为他是低估了福柯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真理意志，是没错，可是，它是以什么为代价提出的？它会以哪些面目出现？在此光荣的探索任务下，隐匿着怎样的政治需要？这些问题的重重纠缠，迫使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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