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随性导演，直觉拍摄，我眼中的金马奖导

嘉宾名片周浩，职业纪录片导演。曾供职于新华社、《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一流媒体。年开始纪录片制作，主要作品有《高三》、《龙哥》、《书记》、《棉花》、《大同》等。多部影片曾获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等。其中影片《棉花》曾在年获第51届台湾金马最佳纪录片奖。年又获金马奖和亚太影展最佳长纪录片奖，周浩导演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蝉联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我眼中的金马奖得主.3.16星期三晴因为事情耽搁，赶到周浩导演讲座现场的时候已无空位，尴尬地挤到站满人群的角落，内容正进行到了“如何面对和处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关系”部分。他说，他不太愿意用“揭黑”的方式，这是一种从上帝的视角来进行的发现和记录，而且人们经常会觉得把一个人扒得体无完肤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但是需要反思自己是否愿意一丝不挂，是否有必要一丝不挂，这种情况具象而言，就像是每个人都想去“天体浴场”拍照，但要拍照，必须进入这个场合，自己也要脱光。“我也不清楚自己把握地是否准确，但是‘度’还是要知道的，何可为何可不为。”他的声音平和，语速不急不慢，戴着眼镜，有点像个哲人。原以为这是一场以“纪录片与真实”为主题、以嘉宾演讲观众收听为形式的讲座，但事实上俨然变成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所有的听众变成了记者，各自发问，内容上倒有些交流会的味道。“我觉得人能够活下来，是因为选择性遗忘，我们经常会把那些不该记得的事情选择性地忘掉，好像我们才能活下来，所以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有时候是有点有悖人性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急不慢，内容不深不浅，状态看上去很放松，朋友说不太喜欢，感觉莫名的“拽”。我说，那可能是智者的慵懒吧。他是国内最早提出纪录片是有“原罪”的人。人们总想去看到别人不愿意展示的东西，所以你以为你真实地记录了这个世界，或许并不是。但是为什么要做纪录片，为什么要做新闻，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拍摄者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向公众敞开自己的隐私，所以，拍与被拍达成共识就像是中六合彩，是一个概率事件，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一种缘分。“我不写脚本，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方式，没有谁对谁错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参照，所以，你们以后拍片子，就按着你们的直觉，想怎么拍怎么拍。”我想，他是个自由的人吧，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有点像个艺术家。之前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基本都是反映社会痛点的题材，于是受刻板印象的影响，想着这样一个反思社会直视现实的人，应该有着热血激昂的性情，振臂高呼的热情，但现场看到的他不激动不愤青，不澎湃不沸腾，像是一碗水，有种“无欲则刚”的味道。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于记者或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先做人，要心地坦然，所以当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让自己不要后悔就行了。指责自己的其实并不是来自外界的声音，而是来自内心。他这样讲述自己的故事.3.17星期四晴

从记者到导演：我和纪录片的机缘

你们给我三年时间，我也能拍出来。今天，我打算从分享自己的职业经验说起。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后来选择改了行。原因倒也很简单，学工的智商太高了，跟他们在一起混不下去。我从研究所到了摄影圈，进了《贵州日报》。虽然天赋不是很高，也没有受过任何新闻训练，但我比较用功，看过一些书，总是做一些跟普通党报不一样的选题。年，我的一篇报道《麻风村里的小学》发表，当时占了中青报一整个版面，还算是比较得意的作品。偶然的机会，上海纪实频道的编导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拍一部纪录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一年零十个月后，大概是因为我跟别人有点不同，有点艺术，于是被调到新华社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工作的重点在图片故事。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国柯达公司装着满满一个冰箱的胶卷，运送给记者拍照用——这是我当时最羡慕的工作方式。我为什么会离开媒体？因为我觉得媒体都是有立场的，如果你要在媒体工作，那你就自然地成为这个机器的零部件。如果你的价值观和机器的价值观吻合，那你或许很幸运。新华社管理比较严格，而我又是不守规矩的人，觉得自己不大适合新华社的工作环境，就调到了《南方周末》，工作主要是配合文字记者做报道。当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南美摄影家的履历表：-，研究孟买纪律问题；-，研究世界劳工问题……心想如果我这辈子有这样一份履历表的话，是一件无比荣上的事情。年，《高三》；年，《龙哥》……这种纪年方式让我自己有强烈的满足感和存在感。年，南周资助下的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在北京召开。当时有两部纪录片比较被看好，一部是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另一部是北京的一个作者拍摄的同性恋题材的影片（名字我记不清了）。那时南周媒体人普遍认为应该把奖项颁给后者，但最后结果却出乎意料。那时我只是一个摄影记者，但也不知道当年的自己怎么那么冲，就在评选会上说：你们给我三年时间，杜海滨的片子我也拍的出来。从北京回来后就买了一台PD，当时南周是周四出报纸，我就在周四下午坐出租车到厚街拍，周一再回去上班。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十个月的时间，第一部片子诞生了，就叫做《厚街》。我不懂电影，也不觉得它是电影。但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是我最生猛鲜活的片子，我在出租屋里见证了两个小孩的出生，经历了一次杀人。不可否认它很粗糙——我不懂白平衡，不懂怎么录音，影像右下角还有磁码只能简单粗暴地裁剪掉。这部片子后来得了一个最佳新人奖，当时有一句评语：充满了粗粝的力量。这个世界不缺钱，也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理由。一开始接触纪录片时，是自己掏钱，无名无姓的人，别人凭什么给我钱。即使到现在，我也不会凭空说你给我钱拍片子，话不是这样说的。应该怎么说呢？你先拿出一个策划出来，然后去游说别人。你要先让别人看到你能拍出什么东西来，其实中国一点都不缺钱，缺的是你问有钱的人要钱的好方法。等到《高三》，我觉得自己开始媚俗了。恢复高考三十年，好像一直缺少一个记录，于是就有意识地做这样一个影片。在寻找拍摄学校时，被很多学校拒绝过，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到武平县一所学校的高三七班。在后来一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去了。或许是因为运气，第一次送香港电影节拿了最佳纪录片。《高三》就这样，做纪录片慢慢变成我的职业。表面上似乎很光鲜，但拍摄过程中你会感到无聊，甚至打瞌睡。在我做纪录片早期，一本杂志委托我和另一个记者做地理报道，走三江并流，全程花了半个多月。走的时候是秋天，落叶把路面全都遮住了，找不到路，边走边骂，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干嘛还接这么苦的活儿啊。后来重逢的时候，谈论到这件事儿，心里想：谁再找我们走一回啊。现在回首那时，满山被五彩的树叶覆盖，也是一种让你无限回忆的场景。所以当你遇到苦逼的场景时，多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也许有些回报会很缓慢，但是这些恰恰是最值得回味的人生体验。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你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我曾经改变过两次职业，年《南方周末》记者平均年薪是20万，在离开它的很长时间内，我都达不到这个高度。那时我会想该如何面对家庭，面对社会很多的舆论？说到底，你这一辈究竟要什么？所以我一直在感到不舒服的时候，选择离当下的状态远一点。比如我做工科的时候，我觉得做不过其他人，就换一种玩法；到了新华社后，我觉得那种体制对我是一种约束，即使有平的房子，也无法让我改变，就离开了。后来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我在同辈里面算是个穷人。我最有钱的朋友在北京买了一块一亿元的地在修房子，这就是前同事们在过的日子，当然有时候还要看你的天赋了。我相信命运，但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直坚持但一无所获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一直怀才不遇的人，这个世界还是在无限地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们或许比我要生逢其时。什么才是一部好纪录片？一个从未体验的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物关于龙哥这部片子，我自己是比较认同的。以前做摄影的时候，我会问到底什么照片是好照片？我觉得一张照片能够发现我所不能发现的东西，赋予了我一双我所没有的眼睛，那么这一定是让我无比羡慕的。大家会发现，最容易遗忘的其实是体育照片，因为可以咀嚼的东西一般不多。那回到我们的问题，什么纪录片是一部好纪录片？一个从未听说的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物，让你得到以前从未得到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谈到《龙哥》，它说的是毒品吗？你不要被吸毒迷住了眼睛，它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们应该如何活着。厚着脸皮说，它可以让你三天以后还在回想其中的一些细节，它值得你去咀嚼。《龙哥》关于《高三》这部片子，或许有80%的人认为它是励志影片；片中有个入党场景，里面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片段放进去？”这让她非常难受；在日本一个电影节上，选片人看完后说：太幸运了，我没有生活在这个国家。我无法控制别人的解读，我也希望自己的片子有多种解读。最后你所看到的所有，也许都是我想给你的，这是让我最满足的事情。真实：纪录片背负的一件外衣我当然希望社会因为我的存在发生改变，但我不会以这个为唯一目的。《高三》当中那个高考的早上，我拍的一个镜头是老师和每个考生握手，为他们加油鼓气。那时我就觉得有点怪，会不会太造作了？于是我拿着片子去问朋友，他们说挺好的呀，情之所至。所以就好像白居易写完诗要念给老太太听一样，如果别人能听得懂，那就这样吧。片如其人。你对生活的感悟慢慢渗透到你的片子里，跟你的表现方式一脉相承。在我的片子里，从来没有好人和坏人，他们都是人。我很喜欢《大同》的剪辑师从台湾带过来的一个词：拉扯。当一个观点出现的时候，我一定想到这个观点对面的声音，没有对错之分。对和错的评判是带有立场的，真理的对面永远有另一个真理。给对面的声音一个机会，我觉得是这个社会往前进步的重要原因——你知道自己不见得是对的，别人也不见得是对的。我们从小被教导分辨清楚黑白，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看电影，不到五分钟就问妈妈一个问题，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现在想起来，这样是有问题的呀。当你特别坚定地认为什么是对的，你应该给自己敲一敲警钟。其实我有时也会有自我怀疑。看某个镜头突然有种很感动的冲动，就在眼泪即将流出的刹那，我会反问自己：你是真感动吗？你至于这样感动吗？所有的影片都是被构造出来的，有些镜头是经过再次解释或架构的，变成为我所利用的工具。所以你会追问，什么是真实？一些蒙太奇手法的使用，为什么要让此段和彼段产生联系，让观众产生某种理解？这其实都是电影的艺术特征决定的。我借助这个影像来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我的一个工具，我很不愿意这样说，虽然我拍到的都是现实，但这个现实都是为了我构建一个新的秩序服务的。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底什么是真实，其实它只是我纪录片背负的一件外衣而已。有些讨论没有意义，有些问题无法回避早时候我蛮拒绝别人说我是导演，到了中期我蛮拒绝别人说我是艺术家的。拍《厚街》时我把摄像机交给农民工自己，我跟他们只交代了一句话，不要吝啬胶卷，他们拍了五十多个胶卷。我好像在做艺术家的事，但我从未觉得我是艺术家。艺术不是装逼用的，我的理解是，你本就在有感而发，用一种媒介把它呈现出来。就好像我拍的到底是纪录片还是电影，我觉得讨论的意义不大。龙哥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他也不可能看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你最近很得意哦。他的管教干部看了这部片子，问他这个人是不是他。你们可以想象我接到这个电话的心情。你必须做好一切准备，这一天早晚都要来的。但呈现影片的时候，我还是有压抑不住的冲动，这些问题不断冲击着我，但当你被这些问题碾压的时候，你就会更加明白。我也不知道我的心脏能够强大到什么时候，能够坦然得面对你们的责问。做纪录片就是在跟你的道德底线、人生经验发起挑战。一颗强大的心脏，就是能够自圆其说、自我安慰。中国的纪录片走上院线，三五年内一定会有。至于主题，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也不见得是一个品质高尚的纪录片。随着观众的品味在变化——你无法想象《小时代》还会有这么高的票房，所以市场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于纪录片而言，我觉得还是需要机遇吧。文字/杨雅唐诗语整理、编辑/唐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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