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比性更令人担心
■按：
什么比性更令人担心呢？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认为是香烟。
我不抽烟，但总被抽二手烟。总想对烟民说些什么，却不知该如何去说。我的一位年龄很小的好朋友写过一篇短文给自己那爱抽烟的爸爸，文章虽短，但情理兼备，放在此处，或可一读。
致我那爱抽烟的爸爸以及其他抽烟的人
邓英池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要告诉那些吸烟人士：吸烟有害健康！
我三年级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蹭他办的者也读书会。讲着讲着，我爸爸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现在还记得，20多岁第一次吸烟的时候，真的很美妙啊！”我就说了：“你第一次抽烟真很美妙吗？”大家哄堂大笑。他说：“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这样，这个话题就消失了。
我曾经看过一则广告，上面画着一个人在吸烟，烟丝变成了两条蛇，一条围着吸烟的那个人，一条围着旁边的那个人。
这则广告还没有完，除了图画，还有一行小字：烟就像吐着信子的蛇，威胁着自己，也威胁着他人。
烟就是一包一包装起来的蛇，你吸烟了，既危害了自己的健康，“二手烟”也危害到了他人的健康。而且每个烟盒上面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或“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有益健康”。
烟盒上都提醒大家了，可见烟对人们的危害有多大。
那些抽烟的人们，烟对人类的危害触手可及。为了你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大家的健康，少抽烟吧（其实戒烟更好啦）！
小朋友有小朋友告诫烟民戒烟的理由，大人物有大人物拒绝香烟的理由。以下一篇谈香烟的文章节选，就来自乔纳森·弗兰岑，看他究竟如何说。
by兰川
ManSmoking?AlbertoMagnelli
香烟是这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去想的东西。我自认为不是烟民，跟四千六百万有此习惯的美国人不一样。我不喜欢烟味，不喜欢烟味象征的对鼻部隐私的侵犯。外观时髦的酒吧和餐厅（他们的顾客群部分是靠自卫般的毒雾来巩固排他性）已开始让我反感。我曾在前一晚住过烟民的旅馆房间，在男人拿难闻、体臭味的云斯顿当泻药的公共厕所遭到毒气攻击。（“云斯顿抽起来很逊，就像我刚抽的那根”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在文法上无懈可击的谐语。）
在纽约的一些日子，仿佛人行道上有三分之二的行人在汽车废气的涡流中拿着点燃的香烟；我不断调整位置，待在上风处。为堵住公寓楼下邻居的排气，我拿填缝枪密封地板和护壁板之间的缝隙。我去的第一座位于内华达州的赌场，呈现地狱般的场景：一排一排脸长一英尺的中年女性一口一口抽着一英尺长的肯特，不由自主地把银币塞进投币口。每当谁告诉我香烟很性感，我都会想到内华达。
每当我在电影里看到男女演员吞云吐雾，我都会想象芘和酚蹂躏柔嫩的上皮细胞和他们支气管中卖力工作的纤毛，一氧化碳和氰化物黏住他们的血红素，他们被化学物质荼毒的心脏绞起、拉紧。现今，更普遍的妄想症正围攻我们的文化，香烟便是其中的精华，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充满分子危害物的世界里有多脆弱。它们吓得我魂飞魄散。
因为我几乎恨尽香烟的每一种特性（连雪茄都别跟我聊），也因为我前一次抽烟应是五年前的事，而我不曾有过烟灰缸，我很容易便自视为身无尼古丁的人。但如果叫我这个名字的男人不抽烟，为什么他客厅的窗户上又出现排气用的箱型电扇呢？为什么在每个工作日的尾声，在桌上的浅碟子里，那台电扇前面，又集合了一小撮的烟屁股呢？
在我成长的文化保守家庭，香烟是最大的禁忌——甚至比性和毒品更令人担心。在我出生前一年，外祖父因肺癌过世。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时开始抽烟的，一辈子都抽得很凶。每个认识我外祖父的人似乎都很喜欢他，而不管我对于这个国家痴迷健康的现象有多嗤之以鼻——人人想要拥有天神般健美的身材，想要活到可以证明被上帝眷顾的岁数——不变的事实仍然是：如果外祖父不抽烟，我或许就有机会了解他了。
GirlSmoking?RichardDiebenkorn
至今母亲讲到香烟仍难掩嫌恶。我从大学时开始偷抽，或许部分就是因为她讨厌香烟，而经过这些年，一种担心被发现的恐惧感油然而生，我相信那与男同性恋怕向双亲坦白十分类似。毕竟，我的身体是家母用她的身体创造的。有哪个摒弃身世之举比故意毒害那个身体更极端呢？坦承吸烟就是宣布：这就是我，这是我的身份。
不过，把“烟民”视为一种身份标签的怪异之处，在于它的反复无常。我可以决定从明天起不要当这种人。因此，今天假装不是这种人又有何不可？为掌控自己的人生，人们会跟自己讲述他们想成为的那个人的故事。但烟民有个特权：偶尔他们会觉得戒烟的决心强大到仿佛已经戒掉，手边却有难以辩驳的证据证明那些故事不见得真确：烟灰缸里有烟屁股，头发里有烟味。
于是，身为烟民，我不仅已经不信任我自己的故事，也不信任一切佯装有明确道德寓意的记叙。最近几个月美国人就受制于日报这样的叙述：秘密文件泄露大烟草公司的阴谋、产业科学家挺身控告前雇主、九个州和一个拥有六十家法律事务所的集团发动大规模的责任诉讼，以及食品药物管理局将香烟列为尼古丁供应品加以管制。
坊间盛行的自由派观点“大烟草是邪恶祸害”，为《纽约时报》给理查德·克鲁格杰出的烟业新史《烟灭》一书的评论做了总结。借由责备克鲁格的“客观”和“公正”，克里斯多弗·雷曼－郝普特暗示烟业在道德上堪比奴隶制和纳粹大屠杀。克鲁格本人，无论公正与否，不断将“天使”一词与反烟害行动人士连在一起。在著作《烟灭》的导读里，他提出一对严峻的选择：烟商若非“本质与其他生意人无异的生意人”，就是“存心伤害无知者、不幸者、情感脆弱者和基因敏感者的道德麻风病患”。
我对这种二分法感到不舒服或许反映了这个事实：不同于雷曼-郝普特，我还没戒绝这个习惯。但在其他各种全国性辩论中，我还未曾感觉自己与主流如此不同步。尽管我不信任美国产业，尤其是一个积极买通国会议员的产业，我仍有一部分的灵魂坚持寻觅烟草。我畏畏缩缩地强迫自己看了最新一篇健康新闻：研究显示，吸烟女性更有可能生出弱智儿。
我特意扑向隐喻与情节剧的选择冲突，例如《纽约时报》的这一篇：在这一连串重创曾所向披靡、市值四百五十亿美元的烟业的重拳中，口供书是最新的一记；该产业正面临滔滔江水般的诉讼。我对高吸烟比例族群——蓝领工人、非裔美国人、作家和艺术家、离群青少年、精神病患——的同情，已扩展至为他们供应香烟的公司。我想：现在我们全是斗败之犬。我告诉自己，战争时期是谎话连篇的时期，而香烟战争最大的谎言就是道德方程式可被简化为一和〇。或者，我也被烟草腐蚀了？
独处，在内心为孤独寻找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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