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深阅读荷兰文化中的鼠一荷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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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资料来源、深入全面的荷兰历史文化

作者注：

本文写于年，中国农历鼠年，正值瘟疫肆虐之际，为免添阴暗色彩，未发。随着疫情渐趋明朗，希望通过此文，带你深入了解荷兰历史上的鼠疫，以及与鼠有关的文化。

全文共近字，分为《荷兰历史上的鼠疫》《阿姆斯特丹鼠疫》《鼠疫屋》《鼠疫医生》《伊拉斯谟与鼠疫》《伦勃朗与鼠疫》《绘画中的鼠疫》《与鼠有关的绘画》《与鼠有关的其他》等，共十一节，分五期刊登。较长，适合对荷兰文史感兴趣的小众读者。

荷兰历史上的鼠疫

史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共有三次，第二次发生于14到17世纪的欧洲，其中又以年到年暴发的大流行病最为严重，五年内超过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当时总人口的1/3到1/2。这次瘟疫中，细菌毒性非常强悍，患者晚期的皮肤因皮下出血而变黑，事件犹如黑色恐怖一般，因此这一时期的瘟疫又称“黑死病”。荷兰同样没有幸免。

一般认为，此次鼠疫起源于中亚地区，通过贸易路线传遍整个亚洲并抵达中东，再通过货运通道进入欧洲港口，然后在欧洲境内蔓延。从时间上来看，年，往来于克里米亚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热那亚商船上混入被感染的黑鼠，瘟疫不久便在热那亚和威尼斯蔓延开来。年，疫情扩散至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年至年肆虐了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后于年继续蔓延到俄罗斯西北部。

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是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约在年至年之间获得城市使用权，并不断发展为一座贸易城市。年，在贝亨奥普佐姆一个广场的地下，考古学家发现了成堆的尸骨，通过DNA研究，证实这些人死于年左右的鼠疫。研究还发现，导致他们死亡的鼠疫病菌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发现的病菌不同。因此，贝亨奥普佐姆瘟疫应该由另外一条路线传播，可能是北部，但科学家们还不知道具体如何发生的。

考古学家发现死于瘟疫的人们的遗骸

荷兰濒临北海，港口众多，往来商船经常成为瘟疫传播的源头。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接下来几个世纪，荷兰仍不时受到瘟疫侵袭。仅在年至年间，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就发生过至少30次鼠疫，莱顿、豪达（Gouda）和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也不例外。城市当中，尤其是贫民区，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卫生条件差，增加了瘟疫感染和传播的风险。

直到17世纪，荷兰还经常发生鼠疫，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是在年。年以后，荷兰几乎没有再出现瘟疫。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卫生更加了解，来自鼠疫国家的船只得到有效控制。此外，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们可以购买更好的食物，免疫力有所提高。渐渐地，黑鼠从房屋和街道上消失，关于鼠疫的可怕记忆成为历史。

阿姆斯特丹鼠疫

阿姆斯特丹历史上遭遇多次鼠疫，尤其是17世纪黄金时期，它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贸易的中心，也是鼠疫重灾区。

自年以来，包括、/、、、/，年至年间和年至年间的每一年，阿姆斯特丹总共发生了至少37次鼠疫，造成城市人口大量死亡，企业纷纷破产，幸存的人涌入教堂寻求帮助。市长颁布禁令，取消大型集会，严禁病人和家人前往市场、教堂等公共场所，不鼓励人们吃生菜和菠菜，有钱人争相前往乡村庄园躲避。

年至年流行的鼠疫，造成阿姆斯特丹大量人口死亡，孤儿人数急剧增加。年夏天到年夏天肆虐的那场鼠疫，导致人死亡。年，阿姆斯特丹许多孤儿院开张，收容那些瘟疫中父母双亡的孩子。

年至年的鼠疫大流行中，阿姆斯特丹共有人死亡，超过当时城市人口的16％。从老的城市地图上可以看出，鼠疫主要发生在贫困人口聚居，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葬礼则被认为是重要的传染渠道，然而，死者的家人又都希望参加。荷兰版画家兰斯维尔德（J.Lamsveld）作于年的一幅作品描绘了这次鼠疫下的葬礼，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竟然同时出现了几支送葬队伍，画面中间的一个男子正伸着双臂指挥。

阿姆斯特丹的葬礼队伍，J.Lamsveld，

这次鼠疫大流行席卷了荷兰全国，后果如此严重，以致国会年专门成立由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调查造成瘟疫的可能原因。结论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本次疫情由一艘军舰带来，该军舰曾经去过瘟疫肆虐的阿尔及尔，因此，怀疑其他鼠疫大流行也以这种方式输入。根据调查结果，对来自疫区的水手采取了检疫措施，这是阿姆斯特丹鼠疫最终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次疫情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担心受到感染，年11月20日，意大利皮亚琴察（Piacenza）市颁布命令，禁止来自阿姆斯特丹和周边地区的人、动物和货物进入该市，违者立即处以死刑，没收货物。

意大利皮亚琴察市颁布的对阿姆斯特丹的禁令

这一做法显然是明智的。年，伦敦发生鼠疫，据称这与阿姆斯特丹商人运输大量棉花进入该市有关——很难知道他们中的多少人感染了鼠疫。在此之前，年至年的冬天，欧洲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火球，实际上是一颗彗星，人们从这奇怪的现象中，预感到了灾难的临近。

年，阿姆斯特丹鼠疫逐渐消失，此后再没出现新的大规模疫情。

阿姆斯特丹城市市徽是三个圣安德鲁X型十字架，关于它的来源有不同说法，其中之一是，三个十字架代表了袭击阿姆斯特丹的三种灾难，即水、火和鼠疫。阿姆斯特丹是建在水坝上的城市，常年遭受水患；早期阿姆斯特丹建筑都是木质结构，大火烧毁了城市的许多房屋；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城市凋敝。以象征水、火和鼠疫的十字架作为城市标志，正是为了提醒人们永远警惕，不忘灾难。

阿姆斯特丹市徽

鼠疫屋

历史惊人地相似，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呈现。当下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抗击疫情的一些做法，比如保持社交距离、进行隔离等，几个世纪前其实就已有之。

不幸感染鼠疫的人，皮肤长出黑斑，高烧，头痛难忍，出现幻觉。17世纪，阿姆斯特丹证实感染鼠疫的家庭，必须在门口悬挂一捆秸秆，周围绑上三根带子，这样别人就不会进入，这就是居家隔离；患者和家人如果出门，必须举着白旗，或者携带一根长约70厘米的白棍，作为识别标志，这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为了保护健康的人免受传染，一些患者被带到城外，他们可能一去不回。更多的则是在城外专门建造房屋，收治患者，这就是集中隔离。

中世纪后，随着对付鼠疫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发现，将患者集中聚在城墙外的其他建筑物中更为有效，由此建造了第一批鼠疫屋。收治的病人除了鼠疫患者，还有麻风病、其他传染病和精神病患者等，医院的前身。不过，许多时候，由于卫生条件和护理水平差，患者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荷兰和法兰德斯的大部分鼠疫屋建于16和17世纪。

鼠疫屋通常建在城墙之外，是一栋围绕庭院的简单矩形建筑。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向外扩张，鼠疫屋又回到了城市范围内，于是不得不再次搬迁，或者重新建造。17世纪后期，鼠疫的威胁消退，鼠疫屋相应消失，医院取代，成为早期治疗传染病的场所，或者改作他用。

17世纪的鼠疫袭击了荷兰许多城市。年，豪达约有人死于这一流行病，该市在瓦尔肯斯市场（Varkensmarkt）建造了鼠疫屋，一些病人得到护理。这家鼠疫屋后来成了军营，现在仍在。鹿特丹鼠疫屋也是建在城墙外围，位于马斯河对岸的草地上。莱顿的鼠疫屋直到年才建成，实际并未作为这一用途投入使用，医院、军营、监狱、政府青少年教育机构等，直到年，该建筑仍是自然博物馆的一部分。乌特勒支一座建于年的建筑，同样没有作为鼠疫屋使用，而是作为军营、大学建筑和实验室等。茲沃勒（Zwolle）当年的一座鼠疫屋现在则成了一家餐厅。

莱顿的鼠疫屋，后被用于军事博物馆，

乌特勒支的鼠疫屋，建于年，但未被使用

年，一座新的鼠疫屋在阿姆斯特丹城外建成，与此前城内的鼠疫屋不同，该建筑气势宏伟，非常现代，一条小护城河穿过庭院，名为鼠疫沟，作为与外界隔离的界限，里面拥有个床位。阿姆斯特丹最后一次鼠疫大流行结束后，鼠疫屋成了传染病患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年之后，该鼠疫屋变成医学中心，原先城内的鼠疫屋则于年被烧毁。

阿姆斯特丹城外的鼠疫屋，ReinierNooms（-）

鼠疫医生

有病人就有医生。鼠疫是一种特殊的疾病，特别是其传染性，因此需要专门的医生治疗，这就是鼠疫医生。

据维基百科介绍，当时瘟疫肆虐的欧洲城镇，往往自行聘请鼠疫医生，并向其支付薪资，因此医生的治疗对象不分贫富贵贱，但有些医生私下向病人或家属索取额外费用。有些鼠疫医生经验丰富，但通常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临床经验不足的外科医师，有的年轻医师也将担任鼠疫医生作为快速成名的捷径，治疗的方法通常是为患者放血。部分鼠疫医生会穿着特殊的服装，戴着面具，起到防护作用；鸟嘴内有香料，以防不洁空气；拿着一根木制的拐杖状指示棒，用来检测患者状况，而不必接触他们。德国画家保罗·佛斯特（PaulFürst，-）作于年的一幅铜版画《史纳伯·冯·罗马医生》（意为“罗马的鸟嘴医生”）生动描绘了鼠疫医生的形象。

罗马的鸟嘴医生，

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医生认为，瘟疫流行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此，鼠疫医生手中拿着的指示棒，同时用于鞭打病人，以赦免他们的罪恶。阿姆斯特丹医生保罗·巴贝特（PaulusBarbette，-）在其著作中写道，瘟疫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疾病，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灾难。因此，他的治疗充其量只是不让病情加剧。尽管人们对鼠疫所知甚少，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巴贝特强调指出，至少，显而易见，该疾病具有传染性。巴贝特年毕业于莱顿大学医学专业，后在阿姆斯特丹从事医学和外科手术。他坚决反对放血，主张让病人出汗。巴贝特改进过一些手术器械，写过许多医学著作，被认为是当时的医学权威，但只活了45岁。

PaulusBarbette的医学著作

对鼠疫传染性的认识似乎是一致的，阿姆斯特丹另一位医生雅各布·维维里乌斯（JacobViverius，-）曾在年写道：“谁认为瘟疫没有传染性，那就仍要上学”。维维里乌斯年轻时前往鲁汶和莱顿学习医学，后去巴黎和伦敦深造。他在弗里辛根（Vlissingen）落户行医，年移居阿姆斯特丹，确立了自己医生的地位。

17世纪荷兰鼠疫大流行中，东部城市奈梅亨（Nijmegen）同样没有幸免。年，该市建立了一座鼠疫屋，用来收治病人，但这并不能阻止两年后鼠疫大爆发。年，炎热干燥的夏天导致死老鼠很快腐烂，随即出现鼠疫，11月大规模爆发，直至次年2月。奈梅亨约有一万居民，此次鼠疫中死了六千多人。当时为了防止西班牙军队袭击该市，临时部署了六千名士兵保护城市，这些驻扎在奈梅亨周围的士兵可能将瘟疫带入了这座城市。

在这场抗击鼠疫的斗争中，奈梅亨市医生艾斯布兰德·范·迪默布罗克（IJsbrandvanDiemerbroeck，-）和他的同行伊曼纽尔·德·曼德维尔（EmmanueldeMandeville）并肩作战。迪默布罗克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此次鼠疫的著作，讲述了病人的症状，如何被感染，以及如何挨家挨户收集尸体，等等。当时可以采取的仅有措施，实际上只是改善卫生状况，隔离感染病人。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迪默布罗克每天抽很多烟，并定期服用三倍剂量的药物，包括鸦片。这本著作的出版使迪默布罗克声名鹊起。

作为鼠疫医生的IJsbrandvanDiemerbroeck

迪默布罗克生于乌特勒支省的蒙特福特（Montfoort），父亲是当地市长，他在乌特勒支完成中学教育后，前往莱顿学习哲学和医学，又去法国继续深造，获得哲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曾在法国军队短暂服役。此后，他在奈梅亨定居行医。经历-年鼠疫大流行后，他成为继伊曼纽尔·德·曼德维尔之后该市的第二位城市医师。然而，两人后来发生财务纠纷，曾经的同行和战友反目为仇，迪默布罗克离开奈梅亨，回到乌特勒支，并于年成为乌特勒支大学客座教授。

（待续）

荷兰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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