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读I新中国麻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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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1]作为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传染病之一，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麻风病在历史中的隐喻，社会上对于麻风病的想象，麻风病患的治疗，麻风医生的培训等等内容都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认为是麻风病的主要输出国，在当时的麻风病大流行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梁其姿，P8）在殖民时期，麻风病与国民的劣等挂钩，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到中国麻风病的救治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府在建国之前的麻风治理基础上加大力度，开始全国范围内的麻风治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患病率万分之一），中国在年实现了国家层面消除麻风的目标，在年实现了省、市、自治州一级麻风消除的目标。但是中国医生认为此项标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他们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患病率十万分之一），进一步推行麻风病在中国的消除。(刘绍华,P)

麻风治理作为国家公共卫生的重要任务，其治理方式、治理人员安排等都受到国家政治发展变化的影响。学者研究得出，麻风治理的变化轨迹基本与国家政治发展变化轨迹相当。（梁其姿，P10）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讨论，新权威主义成为一时的思潮。与此同时，中国麻风治理也发生着改变。本文将从麻风治理的转变来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转变，主要想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国家政治发展这样宏观层面的变化，将会促进麻风治理具体怎样的改变；一个是麻风治理又是否完全被国家政治发展影响，若是没被完全影响，又有哪些与国家政治发展不一致的地方。

前言：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在近代化开始以来一共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萧功秦老师将这六次划分为清朝的开明专制，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制，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被左思潮干扰的中共革命体制，改革开放后的新权威主义。（萧功秦，P4-6）黄辉祥老师在课堂上也归纳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六次选择，分别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模式，民初议会民主制模式，军事强人权威模式，全能主义政治模式，邓小平的新政模式。观察学者们看似不同的归纳，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归纳的相关特点稍有不同。

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学者们对这两次政治选择的定义不相同，但这两个阶段的整体特点还是有相似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三十年来，中国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又因左思潮的影响进入文革十年时期；8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转变发展路，进行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的发展新阶段。

中国麻风治理也是以80年代为转折点，发生多方面的变化。中国台湾学者梁其姿在《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一书中书里了中国从古至今的麻风治理历史。中国台湾学者刘绍华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一书中重点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中国麻风治理的变迁。本文将以刘绍华和梁其姿两位学者关于中国麻风治理的研究作品为基础，分析中国麻风治理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进与退。

政治发展转变背景下麻风治理的同步转变

在中国政治发展转变的过程中，麻风治理相应地发生着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三处改变：一是麻风治理方式的转变，二是麻风医生的职业选择，三是麻风治理的形象。

首先，麻风治理方式从苏联化学习转为与国际接轨。

新中国成立之后，之前教会建立的医疗机构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这些机构都被中国政府接管，在华传教士也被驱逐出境。（刘绍华，P87）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之后，各个领域都在学习苏联模式。麻风治理也不例外，卫生领域也在实现社会主义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中药期刊《中华医学杂志》宣布以社会主义为依托；医学领域的重量级医生带头宣布需要学习苏联医学的先进经验；原本接受西欧和美国医学教育的医生弃美欧转苏。（刘绍华，P-）

同时，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组织了几次麻风治疗培训班，邀请国内外专家前来授课，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前来学习。这些医生成为新中国一、二代麻风医生的主力。

20世纪50年代左右，虽然麻风病传染性极低已成为麻风医生的共识[2]，世界主推的治疗也已经变成居家隔离即可，但是由于麻风病本身的隐喻以及中国政治发展，麻风隔离村的建立仍是中国社会当时的主流隔离方式。（景军，P44）当时，中国正处在集体化发展时期，集体化生活对传染疾病的恐惧剧增，对于隔离麻风病人的要求呼声变高。文革开始后，麻风隔离村建设步伐加快，被确诊为麻风的病人都会要求进入隔离村或者麻风院居住。（梁其姿，P-）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麻风的治疗也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年，政府开始采取麻风病人居家隔离治疗。（景军，P46）国外的宗教团体也开始逐渐回到中国各地麻风村服务。（刘绍华，P）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卫生的重要受援国和试验基地。（刘绍华，P）

其次，麻风医生的就职从政治动员转变为管理竞争。

由于麻风病的污名，麻风治疗的职业也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极个别的医生是因为兴趣投入到麻风治疗之中，许多医生都是由于阶级成分不够好而被指派到麻风治疗之中。（刘绍华，P）

但随着改革开放，国际组织对中国麻风治疗的关切使得新崛起的麻风医生积极参与国际化中。叶干运医生作为中国的国家代表，参与“麻风病控制规划化学治疗研究组会议”的全球代表讨论，与会后回国向全国代表报告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治疗方案，改变了麻风防治的变革。（刘绍华，P-）同时，由于国际资源的大量涌入，麻风地区之间也开展了竞争，希望可以获取到等多的国际资助。

麻风医生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改变，原本多是成分不好的人参与到麻风治理，许多医生无法入党。改革开放之后，麻风防疫人员个人道德奖项变多，不少原先不得加入共产党的医生也被号召入党。（刘绍华，P）

最后，麻风治理的形象转变。

中国处于近代开端之际，世界上关于麻风的论调多与种族主义相挂钩，华人被认为是瘟疫的传播者。麻风病成为国家落后，国民素质低下的标志。年，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文件，文件中指出“麻风病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个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标志”[3]。

新中国成立初期，麻风病被视为阶级敌人，被赋予政治意义。80年代之后，麻风治理成了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中国在麻风治理上的成功也使得麻风的宣传得到有效发展。到了年，麻风开始成为中国媒体喜爱报道的对象。（刘绍华，P）由于媒体的宣传、政治的支持，麻风治理这一行业地位也被拔高，成为“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宣传点，也开始成为被尊重的行业。

政治发展背景下麻风治理的例外

在中国政治发展发生转变的时候，麻风治理的模式也在发生着较为相似的转变，但在这转变的过程中，也留有例外。这些例外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麻风治理的自主性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后麻风病患的污名化现象。

首先，麻风治理在80年代之前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自主性和发展。这个自主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外文教材的翻译、封闭性下的平静和基层卫生的进步。

在全面苏联化期间，中国麻风医生采用苏联专家的意见，建立麻风村，将麻风病人与未感染麻风的正常人相隔离。在此期间，这样的隔离虽然为患者和医生的生活造成一定的不便，在另一方面也为文革期间麻风群体相对的平静提供了环境。

由于麻风具有传染性，其隐喻从古至今都比较负面，人们本就不愿与其接触。集体户生活期间，麻风群体更是被其他人所排斥。文革期间，群众运动对麻风村的影响也因隔离而受限。外部环境虽然也感染到一些麻风病人，但他们的反抗并没有成规模，麻风医生仍然可以为病人提供正常的麻风临床治疗。麻风医生和麻风病人的生活较为平静，麻风病人甚至还可以继续享受到“植眉手术”的服务[4]，麻风群体同时还可以持续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教学指导，而不必受到村外停课停学的影响。（刘绍华，P-）

同时，尤其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时候，中国社会当时许多阅读材料大部分都是翻译俄国作品。相比之下，麻风医生接触到的相关医学材料来源显得多元化。(刘绍华，P)首先，国内的麻风相关作品可以出版。麻风医生们自行组织起来，开始阅读、参考、翻译国外麻风作品，并基于此编纂中国麻风教材。其次，官方还会出版海外专业刊物的印刷版本，以满足医学工作者的演技需求。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成为了各地麻风医生自修的材料，并且是基层麻风医生培训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革期间，包括医疗人员在内的全国知识青年被动员下乡，改变了乡村基层的医疗环境。专业化的医学知识于技术被简化，在农村地区进行推广，传播基础卫生知识。全国73%的医疗卫生人员，为占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服务。（刘绍华，P）这期间造成的基层卫生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麻风病患的污名化却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取消以往完全隔离的治疗方法，推行居家隔离。但是，取消的是强制送入麻风村的隔离，住院隔离治疗依旧十分常见。年，刘绍华在进行访谈研究的时候发现，仍有许多麻风病人被迫住院隔离，体现出观念与社会的不同步。（刘绍华，P）

在此前，由于麻风历史久远的被污名化，无论是麻风病人还是麻风医生都被社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年的《婚姻法》中，还明令禁止麻风未痊愈者不得结婚。此法令在麻风医生的推动下，终于在年得以正式修改。（刘绍华，P-）同时，麻风村依旧大量存在，截至年，中国还有个麻风院和麻风村，其中贫困地区较多。（梁其姿，P）

结语：从群体改变感受国家命运

在课上学习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带来的巨大变化。但同时，我也认为这样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上，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如何改变了。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在简述历史的时候，群体经历的讲述太少了。可能是因为课程聚焦在整个国家发展命运的进程，所以侧重点会在影响国家选择的事情上。但是，群体经历仍然是不可以被忽视的。相反，通过对群体经历的了解，才能更好去把握国家命运带给个体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政策与国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麻风群体的了解，可以发现该群体与国家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总体上，国家的政策变化改变着整个群体的命运。建国前，以宗教团体为主的人道主义治疗；建国初期，政府接管宗教医疗结构，学习苏联开始建设麻风村；改革开放之后，步入国际轨道，回归先进主流的治疗。群体中的个体，也在这样的变化之中生活着。80年代之前，麻风医生多是成分不好配指派进行麻风治疗；80年代之后，麻风医生的地位逐渐变高，开始出现人大代表、道德模范，并代表国家参与世界麻风讨论，交流中国麻风治理经验。

这样的群体经历的改变并非是自发的来自内部的，它是被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所影响着。反过来，群体偶尔也能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但是影响力相对是有限的。如此对比，可见国家政策制定正确的重要性，若是无法选择合适的政策，影响的是国民的生活。

也是通过刘绍华和梁其姿两位学者的作品，我真正走入到中国麻风治理的历史当中去。我看到了许多麻风病人和麻风医生的自述，了解了中国人民在历史洪流下令人可敬的韧性，也改变了对与中国历史的一些固有印象。“赤脚医生”一说，原本对我而言，指的是农村里技艺不精的卫生员。它原来是青年下乡带来的新现象，同时还为农村基层的基础卫生科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因此，我也真的体会到了解历史的重要性。这种并不只是了解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节点，更要去了解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知道时间节点的变故只能是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于宏观历史下群体命运和个体经验的了解，才能对学习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景军，《麻风村：一个历史制度论的阐释》，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年第12卷第5期。

2.刘绍华，《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年7月，春山出版。

3.梁其姿，朱慧颖（译），《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年，商务印书馆。

4.萧功秦，《从百年变革看中国新权威主义改革模式》，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7月第4期。

[1]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它由麻风杆菌引起，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吸入和皮肤接触传染。麻风杆菌损害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症状为麻木性皮肤损害及神经粗大，严重者肢端残废。”（景军，P41）

[2]这个传染性低并不是说这个疾病本身。是病人经过1个月左右现代药物治疗，继而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部等11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年）的通知》，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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