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无法忘记的魔鬼鼠疫零号病人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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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通常也会令人胆寒，例如保罗·盖洛德的故事。

年，他59岁，曾经历了越南战争，彼时的工作是一名焊工。他与妻子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普莱恩维尔小镇。那里绿树环绕，自然环境优越，他的身体一向棒极了。他还拥有一只猫——查理，它常常在户外跑来跑去。可有一天，查理消失了一段时间。当它在一个周六的晚上回来时，神情痛苦，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保罗想要拿走那只老鼠，可查理却挣扎着咬了他，随后便逃走了。周日它再次出现，状态却更为糟糕，竟很快死去了。星期一保罗也开始感觉不适。医院为他使用了普通的抗生素，但没有效果。他开始狂躁，腋下的腺体得像橘子一样大。准确的诊断结果终于得出了：鼠疫。保罗失去知觉，陷入昏迷长达27天。与此同时，疾病正在发展：感染从淋巴系统传到肺部，最后到达血液。他的手指和脚趾肿胀发黑，进入坏死状态。

鼠疫的传播链

当保罗醒来时，医生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曾建议保罗的妻子考虑是否要取下那些维持他生命的设备，他几乎痊愈了。不过医生还是未能保住他手指和脚的一部分。对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到：“要接受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并不容易，可我没有绝望，而是对能够活下来感到积极和幸福。患病前我每天工作15个小时。而现在我停止了工作，但仍然将制作猎刀作为我的兴趣。”除此之外，保罗还忙着给很多人讲述他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以便一旦出现症状就能立即向医生求助。

正当保罗为生存挣扎的时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负责人们也进入了紧急状态。这个机构的任务是监控公共卫生状况，必须弄清保罗是如何患上鼠疫的。尽管过程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感染的原因仍有可能是被跳蚤咬了一口，或者其他一些必须得到验证的事情。在对猫的尸体进行分析后，事情似乎不存在疑问了：查理正是死于鼠疫，而导致其感染的微生物DNA与损害保罗身体的那一种相同。所以感染一定是直接从猫传播到保罗的。

既然如此，又是谁感染了查理？关于这一点，事情变得没那么确定了。传染源可能来自某个小猎物，像是一只老鼠（也许正是查理叼回的那只老鼠）或是松鼠，或者来自一只曾经叮过受感染动物的跳蚤。

鼠疫在美国是一种在人群中非常罕见的疾病，但在野生动植物中却比较普遍。正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宣教手册上所述，引起鼠疫的微生物似乎是在20世纪初以最为经典的方式从亚洲到达美国的：货运船只上那些如非法移民一般越洋旅行的老鼠。鼠疫最近一次在城市中暴发是在—年的洛杉矶。之后，由于城市卫生条件的改善，该疾病在市中心的疫情再未重演。不过，城市老鼠有时候会将微生物传递给它们居住在乡村的表亲以及各种野生啮齿类动物，比如草原土拨鼠。危害便形成了。时至今日，美国西部每年平均还会发生7例鼠疫。

当然没有必要过于惊慌，除非您居住在鼠疫传染源仍在野生动物之间广泛传播的地区，否则像保罗·盖洛德一样被家养动物感染的可能性为零。尤其是在欧洲，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就再也没有鼠疫的病例了。而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土拨鼠等动物群体还在传播病毒，特别是年在高加索地区引发了一次疫情。

一如往常，对过去的了解越多，越难搞清楚是什么对人类大肆屠杀。疾病的名称不会帮助我们太多，尤其“鼠疫”更是如此，因为似乎是惊慌失措又无能为力的人类倾向于用它来给许多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卫生灾难冠名。

安东尼大瘟疫也许就是一次麻疹疫情。相反，在公元—年之间席卷拜占庭帝国，造成数百万受害者的可能确实是鼠疫疫情。历史上称之为“查士丁尼大瘟疫”。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年，由扎尼别可汗领导的蒙古军队围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卡法热那亚殖民地。可是，部队又一次遇到了比躲在堡垒中的对手更加可怕的敌人。他们遭到了鼠疫的袭击。此外，在—年，疾病扩散到中国，造成万人死亡，随后沿着自蒙古国流出的河流传播到整个亚洲。

于是，入侵者被迫拔营，但在离开前仍对热那亚的敌人发动了致命攻击。事实上，扎尼别发起的是历史上第一场细菌战：他下令将受感染而死去的士兵的尸体扔到围城城墙之外。效果超乎想象。

在恐惧中，热那亚人放弃了克里米亚，登船驶向意大利。糟糕的是，传染源也随同他们上了船，并且一到达目的地就登陆了……它首先入侵了君士坦丁堡，然后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到达墨西拿并在西西里扩散。年，疫情彻底失控：它征服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接下来就是整个欧洲，长驱直入直抵莫斯科：蒙古人带来的灾难从不曾像这样，横扫了一整片他们未能全部征服的大陆。

瘟疫肆虐到年，其中前三年的情况最糟：据估计，在—年间，该病杀死了近1/3的欧洲人口，也就是大约万人中的2万人……每3个人里就有1个患病死去。这是平均水平，但在托斯卡纳，死亡率似乎超过了50%，也就是1/2，许多人尝试逃离被疾病控制的城市中心，这件事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应该就是在黑死病横行的年代写作的，故事的开头是10个年轻人为了在传染病和绝望之中寻求救赎而逃离佛罗伦萨。可是不幸的是，这些寻求救赎的人，实际上也造成了传染病的扩散。疫情区域的半径随着他们的脚步而扩大，如果他们选择步行，那么扩大的速度约为每天1千米；若他们坐船逃离，则日均增速甚至达到每天40千米。

瘟疫面前没有阶级：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与所有那些地主、医生、律师、农民和穷苦的百姓一样患病死去。杀人的不仅仅是疾病。孤儿突然被遗弃，大部分活跃人口瞬间消失所带来的社会崩溃，都使得死亡人数大幅攀升。

如此剧烈的动荡，让某些人认为瘟疫给中世纪带来最后一击，为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欧洲画家笔下的东北鼠疫爆发

第一次大规模疫情中惊心动魄的几年过去后，疾病却并未完全远离欧洲，反而时不时重现：年在威尼斯播下死亡的种子，一个世纪后又现身米兰。年，悲剧在意大利北部重演，对当时的情况，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小说《约婚夫妇》里进行了描述。17世纪，医生们开始试图穿着一种特殊的衣服来保护自己。一件涂蜡的长衫将人完全包裹起来，再戴上手套、帽子和一个带有长喙的面罩。这个长喙里装着薰衣草、百里香、樟脑和其他一些芳香物，目的在于“净化传播疾病的臭气”。医生们不会触碰病人，而是用竹竿掀起衣物，并在探视病人时保持安全距离。其实，即使不保持距离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疾病征服欧洲以来，已经过去了年，仍然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关于疾病是由“臭气”和“空气腐败”造成的这一假设，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医生，但不幸的是，对疾病起源的研究中也混入了占星学，甚至还有人认为是与地震期间动摇的地面所释放出的气体有关。

曼佐尼所创造的人物中，堂·费兰特令人记忆深刻。他运用自己所有的哲学知识，辩称鼠疫并不存在，因为它既不是一种物质，也不能被定义为“偶然”。之后，他也染病死亡。在伽利略的科学方法尚未确立的年代，人们基于自然现象做抽象推理，因此有人做出像堂·费兰特这样的推理也是必然的。

但是，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对于疾病的传播原因却有着十分笃定的想法：这都是涂油者的过错。而在恐怖和怀疑的气氛中，很容易就会被传染，可能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靠近了一口井，或是在墙上倚靠了一会儿，正如古列尔莫·皮亚察的故事那样。他是曼佐尼写在《耻辱柱的历史》中一个残忍事件的主角。年6月21日，星期五，一个女人看见他沿着墙边走路，然后倚靠在上面。那些日子里墙壁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污渍，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物质，人们很快怀疑那就是能够传播鼠疫的“毒膏”。惊慌失措的女人马上报了官，皮亚察被认定为“涂油者”，遭到逮捕和严刑拷问。显然他完全是无辜的，却不得不屈打成招，告发一个叫作吉安·贾科莫·莫拉的理发师向他提供了这种“毒膏”。严刑之下，莫拉也供出了其他人的名字，并牵扯出一整张完全杜撰的“涂油者”网络。皮亚察和莫拉受尽刑罚，最后被判处死刑。

身着长袍，戴着特殊面具的“鸟嘴医生”

鼠疫在欧洲游荡至年，最后一次疫情暴发于马赛。然后，最糟的时期似乎过去了，但仍没有人对这一切损失的起源有哪怕一点点的头绪。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得等到年，那时疾病在香港凶猛地传播开了。彼时人类已经进入现代，路易·巴斯德已经为微生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位科学家决心绝不能失去这次查明鼠疫之元凶的机会。来自瑞士和日本的两位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和北里柴三郎几乎同时得出了结论：元凶是一种细菌，称为耶尔森氏菌。真正的“涂油者”终于浮出水面，它们就是作为宿主的老鼠以及跳蚤，通过跳蚤叮咬老鼠和人类的方式能够轻易地完成病原体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耶尔森氏菌可以引起三种形式的鼠疫。发生腺鼠疫时，微生物侵入淋巴系统，引起一个或多个淋巴腺炎症，致使其肿大，形成典型的腹股沟腺炎。患者还会出现高热、头痛、虚弱、畏光、疼痛和恶心的症状；假如细菌进入血液，会引起败血性鼠疫，造成血液结块，导致肢端坏死，就像保罗·盖洛德的情况那样。体内器官崩溃，如果不能及时治疗，患者会很快死亡；细菌也可能侵入肺部，形成肺鼠疫。肺鼠疫可能由腺鼠疫引起，但也可以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直接实现从人到人的传播。

假如不采取干预措施，结果往往是致命的。幸运的是，今天可以用抗生素治愈鼠疫，如果在感染发生的几天内迅速采取行动，疾病不会造成任何后果。俄亥俄州患者的情况说明，等待将是极其危险的。然而问题在于，该疾病的早期症状很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淋巴结肿大。在极少出现鼠疫病例的地区，不能及时做出反应的风险很高。

鼠疫耶尔森菌

俄亥俄州的病例告诉我们，即便到了今天，鼠疫也不是一种对过去的记忆。鼠疫杆菌存在于除大洋洲和高加索地区以西的欧洲以外所有大陆的野生动物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年，全球共出现了例鼠疫病例，导致人死亡。最近，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均出现了小规模疫情。年8月1日—11月22日，马达加斯加鼠疫疫情造成人感染，人死亡。

鼠疫仍然存在，这一事实令人恐惧，恐惧又可能引起疾病的局部流行。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上数据与过去几个世纪中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导致的伤亡数据相比，已经大幅减少。早在年，抗生素问世之前，在孟买暴发的一次疫情仅造成了3%的感染者死亡，致死率与中世纪相比减少了10倍。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我们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人类与老鼠和跳蚤之间的共存关系也变得不那么紧密了。我们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出色的警报系统来帮助我们抵御疾病。人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很多，鼠疫细菌与其他传染源发动联合袭击的可能性变小了。人们怀疑正是这种联合使得过去发生重大疫情时疾病的发展难以得到控制。

米兰理工大学生物化学家皮耶·乔治·里盖蒂认为自己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年的疫情中正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项研究是通过一些软盘实现的。它们由一种被称为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塑料物质制成，其中嵌入了带正负电荷的分子。当将软盘恰当地放置在某种材料上时，带电分子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留在该材料上的蛋白质，包括许多年前留下的。在实践中，可以用这种方法从物体上“提取”沾染自接触物体的人手上的物质。接下来再通过一些其他程序把这些物质从软盘上再次分离，对蛋白质进行识别。

使用这项技术来发现疫情发生时，医院的停尸房记录册上留下了哪些物质，它们显然是当时负责登记的人留下的。医院工作的人所吃的食物；也找到了证据，证明对疾病流行非常重要的老鼠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引起炭疽病的细菌的踪迹。”炭疽痕迹的发现似乎证实了很多人的怀疑，也就是在被曼佐尼描述的那场疫情中，一部分受害者死于炭疽病，所以同时存在的两种感染使得瘟疫更为致命。在中世纪的鼠疫疫情中可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值得记住的是，通过里盖蒂研发的技术，人们还从俄罗斯作家安东·切科夫穿过的衬衫上鉴别出来自结核菌的蛋白质，确定了作家的死因。

继续讨论鼠疫。因为根据截至目前我们所列举的事实，一些人认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它现在“仅仅”是一种严重疾病，而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灾难。一种可能是，疫情不断发生，最终使得一种抗传染性在人类中传播，就像针对麻风病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也可能是细菌本身发生了变化，毒性有所降低。例如，人们认为引起麻疹的病毒就曾出现这种变化。

为了证实这一假设，一些研究人员需要寻找一种人们都不愿意再看到的东西：引发中世纪疫情的微生物。当时，包括在之后的疫情中，遇难者的遗体被丢进万人坑是很普遍的。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巨大的遗骸堆积处还是没有被移除。对于一个科学家，要知道去哪里寻找古老鼠疫遇难者遗骨并不是难事。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些遗骨中依然可以找到杀死其主人的微生物的遗传物质痕迹。它们是碎片状的，不再存活于其藏身的人体骨骼中，但通过现代基因分析技术可以将它们提取出来，像拼拼图一样把其中含有的信息组合起来，以追溯古老传染源的完整基因库。如此，既可以确定耶尔森氏菌正是过去对人类展开大屠杀的凶手，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当时的细菌与今日的并无二致，至少不足以造成更强的杀伤力。

这可不是个令人安心的消息。

我们还需要担心鼠疫细菌吗？很难说。能肯定的是，当人们害怕生物恐怖主义采取行动时，首先想到的微生物之一就是耶尔森氏菌，以及它的老盟友，引起炭疽的细菌。

自扎尼别可汗及其军队的时代以来，人类在使用感染源作为武器时应保持必要的谨慎方面，并没有变得更加明智。幸好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尤其是不会轻易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努力掌握在不消灭对手的前提下解决冲突的能力期间，我们希望这就足够了。

希望大家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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