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多了,我们会丧失对真实生活的感知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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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或读书是人的一种活动。尽管读书不如网络兴起前那样崇高,但它照样被认为是美好的、需要倡导的。然而,自印刷术使书籍普及至今,读书也被认为对身体和健康有着严重威胁,使人反应迟钝,对现实的感知力、注意力下降,只活在想象的世界里。
下文内容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节选自《阅读的力量》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英]弗兰克·富里迪
摘编|罗东
《阅读的力量》,[英]弗兰克·富里迪著,徐弢、李思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
纵观历史,道德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模糊的。道德高尚常常是通过优良的身体属性表现出来的,而道德败坏则常常是通过丑恶的身体病症表现出来的。将媒介消费当作一种疾病来对待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网瘾、心理创伤、反社会的暴力倾向以及大脑的认知功能受损等等,都被看成是同21世纪的媒介有关的状态。医疗化——利用医学的权威来审视日常生活的过程——在当今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因为人类体验的不断拓展已经被重新定义为一个需要接受医疗干预的问题。
因为世俗化和科学的兴起,人们常常通过对心理或生理疾病的叙述,来表达他们的道德关切和文化关切。例如,最近几十年来,常常有人通过强调媒介和阅读对认识能力的影响,来批评媒介的过度利用以及随意性的阅读方式。这正是剑桥大学的文学评论家、新批判主义之父理查兹(I.A.Richards)的意图。他于年试图将阅读问题同“难理解之思想的快速传播”关联起来,并认为这种传播“彻底扰乱了人类心智的完整秩序,因此可以说,它使我们的心灵丧失了可控性和连贯性,从而蜕变到一种肤浅、脆弱和混乱的低级形态”。理查兹担心的是读者领悟“难理解之思想”的能力,而这种担心不仅涉及信息量过大的老问题,而且还涉及过大的信息量对于认识能力的影响问题。
当然,阅读能够激发心理的和生理的反应。书面文本对于想象的影响力是它所特有的和真正美妙的特性之一。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曾经声称:“良好的阅读行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它可能使我们变得多愁善感”。他把阅读所引发的心理和生理剧变描述为一种精神性的或审美性的反应——其他人则几乎总是从健康的视角来看待这一过程。人们常常从医学的视角或者伦理的视角来论述阅读对读者的影响,而这里的目的则是探讨这两种论述之间的相互关联。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年-年2月3日),文学批评家。
01
阅读引起情感和身体的剧变
世界将如何通过阅读及其对读者的影响而进入人类的心灵呢?对此问题,我们是很难准确预测的。有关特定书籍和阅读实践的争论常常聚焦于身体和道德的话题,例如,它们究竟是启迪了读者的心灵还是腐化了读者的心灵,以及它们到底是强壮了读者的体格还是削弱了读者的体格。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那样,苏格拉底把写作称为一种“药物”,传递出了这样一种主张:阅读有可能成为一味良方,也有可能成为一剂毒药。
在现代早期,人们曾通过生理学的激情理论来解释阅读的影响,而这种解释强调了文本所引起的情感反应同读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激情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是感性的灵魂(有时是理性的灵魂)的活动,是灵魂对感官印象和其他刺激做出的反应”——并且被认为可以影响人类的行为,使之趋向于特定的活动方式。
许多著名人物都曾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人们注意阅读所引起的情感和身体的剧变。他们把这种剧变归因于阅读所引发的兴奋和烦恼,并且认为这种兴奋和烦恼破坏了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生活的掌控能力。哲学家和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年)确信,他本人从来没有摆脱过自己在学生时代阅读过的“《高卢的阿玛迪斯》中的冒险传奇以及其他离奇故事”的影响。波义耳声称,这些冒险故事“通过扰乱他的思想而伤害了他”,因为它们“使他养成了一种漫游式的思维习惯,以致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阅读文本和理解文本的活动常常被比喻成身体的进食和消化活动。直到20世纪之后,吃饭的比喻依然经常用于有关阅读的讨论之中。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提出忠告说:“有些书是可以品尝的,有些书是可以吞咽的,还有极少数的书是可以咀嚼和消化的。”他对于品尝、吞咽、咀嚼和消化的区分是同各种不同类型的阅读实践相对应的。按照培根的建议,只有极少数的书籍值得人们“勤奋和专注”地阅读,进而彻底地消化。正如他在一篇评论中解释的那样:“消化,本是一种对有用成分与有害成分进行的必要分解,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恰当的阅读活动’的文字性比喻。”
在19世纪,对书籍的认真消化被当作一种健康的阅读方式而得到推广。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年)提议,人应该像“牛”吃草一样对思想加以缓慢而仔细的思考,“进行反刍,再次咀嚼”。然而,当阅读被比喻为一种新陈代谢的消化过程时,常常意味着书籍的消费可能会出现过量情形,尤其是新近出现的阅读公众更容易导致书籍的过量消费。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年)对其所处身时代的出版业的飞速增长深感不安,他评论说:现在的公众“贪图精神食粮,为了能够吞咽得更多而不惜囫囵吞枣”e。许多批评家都在指责普通读者不加选择地“暴食”书籍;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廉价的惊险小说在道德层面相当于今天的快餐食品。
18世纪的评论家们对于大众文化中不讲究精神品质的文学实践表示担忧,而他们的担忧常常可以同密尔的情绪产生共鸣。英国评论家梅考克(A.L.Maycock)于年声称:“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都阅读得太多,因而给心灵的领悟能力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正如暴饮暴食会使原本有益于健康的饮食丧失其意义一样,过度的阅读只会妨碍我们的思考,并使我们的思想处于一种迟钝的和不活跃的状态。”梅考克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过度阅读“更为有效的精神自杀方法”,并且预言:除非我们能够采取某些行动来遏制过度阅读的影响,否则“当代印刷品的强大洪流便会吞没我们,并将我们卷入那令人震颤的精神错乱之中”。
电视剧《聊斋》()书痴篇剧照,“书中颜如玉”,书中女子一跃而出。
通过消化活动的物理类比来描述阅读,表明了一种对阅读的道德批判。相应地,如果读者阅读的书籍数量超出了评论家们所建议的健康阅读量,便会被指责为“吞食书籍”;这些吞食文学作品的读者会被指控为“犯有滥用自然之罪”,而且其罪行比那些仅仅用食物“把胃填得太满”的人更加严重。文学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年)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冗长的论证,他对于“暴食型阅读”的警告构成了一种对未经消化的书籍消费的道德批判。罗斯金将阅读的审美维度与精神维度转变为一种存在于阅读的身体表现和道德表现之间的令人不安的张力,而这种转变是以一种言过其实的道德说教的口气表达出来的:“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你必须严格按照道德规范来阅读,正如你为了获得身体上的营养而必须按照道德准则来进食一样。”在罗斯金看来,阅读与饮食方面的道德准则禁止人们为了追求享乐或满足感性欲望而进行这些活动。他解释说:“你不能为了吃的快乐而吃,也不能为了阅读的快乐而阅读。”但他也承认,在正当的情况下,“你的晚餐和你的书籍”都是可以被享受的。
在19世纪,罗斯金的观点在那些反对流行文化和大众阅读的文学批评家中广泛流传开来。正如凯利·梅斯(KellyMays)所描写的那样,“甚至在吃饭过程中,若是在理想状态下,更高级的精神力量——意志、理性与判断——也应该完全掌控一切”,然而,由享乐主义和追求享乐所导致的“书籍吞食行径”却抑制了读者的想象力。梅斯解释说:“当阅读受到感性欲望的驱使,而不是出于对营养价值的理性考量时,这种阅读将混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正当等级关系。”
在关于阅读的道德风险和身体风险的解释之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个假设:读者根本无力去抗拒印刷文本对他们的强大吸引力、诱惑力和蛊惑力。书籍具有损害道德的力量,所以它们必须得到监管;而出版审核可以起到保护道德的作用,就像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而需要对某种传染性疾病的感染者进行隔离一样。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评论“印刷品毒药”的时候指出:一个利用“淫秽故事”来“毒害社会”的“肮脏之人”就是“道德腐烂物、瘟疫源发地区和麻风病患者”,所以理应像“昔日的麻风病人”那样“遭到社会的抛弃”。
在一篇对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评论中,作者也采用了类似的口气将这部小说指责为“一个从法国颓废主义的肮脏文学中衍生出来的故事,一本充满了道德和精神腐败物的恶臭气息的有害书籍,一项探讨如何从道德上和身体上毒害一位鲜活美好的高尚青年的自鸣得意的研究”。
纪录片《书谜》()剧照。
02
阅读,被视为一种“道德毒药”
露西尔·埃尔芒格使用了“精神毒品”一词来贬低她所蔑视的出版物,而这种说法延续了许多世纪以来的那种对文学作品加以妖魔化的传统。在有关异端问题的神学争论中,把书籍比作某种毒药的描述手法也极为常见。托马斯·摩尔爵士在抨击某些鼓吹宗教改革的文学作品时,便曾指责这些书籍是“有可能让读者染上‘传染性瘟疫’的‘致命毒药’”;其他批评家则使用“道德毒药”或“文学毒药”之类的词汇来提醒人们当心书面文本具有损害身体的能力。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年)把“不良书籍”称为用来“摧毁心灵”的“思想毒药”。作家西德尼·达克(SidneyDark,—年)认为,对于新出现的阅读公众当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书籍消费只能起到一种麻醉药的作用,并且“书籍只不过是一种麻醉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终究会像可卡因一样摧毁真实的生命和生活”。
道德毒药给寻求满足感的公众带来的危险常常同那些被视为淫秽出版物的书籍有关。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的道德家们往往对淫秽加以宽泛的定义,并且随心所欲地利用淫秽一词来描述出版物的“毒害”作用。《关于印刷的毒药》(ConcerningPrintedPoison,年)一书的作者约西亚·利兹对“淫秽”与“廉价小说的恶劣影响”进行了区分,认为后者虽然并不“一定是淫秽的”,但依然构成了一种对社会的毒害。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淫秽出版物和煽情报纸的剧增引发了越来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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