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作者简介：梁其姿，知名学者，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李约瑟毛文奇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在社会文化史与医疗疾病史领域。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医生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这个运动始于年代，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极。中国的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而传统中国社会对此疾病是无知与冷漠的。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这个传统一直至清末从末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疾病史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已是一相当重要的领域，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而其方向是多元的，从较宏观的疾病与人群的生态关系史，到个别疫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如鼠疫、天花、霍乱、肺结核、梅毒到艾滋病等等。史学家发现疫病对社会的破坏性、对历史的影响往往不亚于战争。另一方面，史学家也从疾病的观念、治疗方式等分析医学的发展,这个方向对西方在19世纪末医学革命以前的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大。近年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研究重点之一，也在疾病与医疗史。这个重点在印度近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丰硕。这些研究充分显示医疗与疾病并非单纯生物性的问题，除了较早期的研究彰显了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之外，疾病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在这方面，麻风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不单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同时麻风病患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来自深层的文化因素，单纯的生物性因素已无法充分解释这种关系。本文针对麻风病的隔离问题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史意义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特别是有关“科学”、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西方，麻风病代表了最深重的罪,为社会所恐惧与不容，麻风隔离的做法自12世纪末开始。但从16世纪开始，麻风在西方渐消失，许多隔离院被荒废，有的变为防鼠疫、治梅毒的隔离病坊。麻风曾带来的社会焦虑与恐惧渐被遗忘。直至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非洲建立殖民政权时，麻风重新被西方人注意。他们似乎在这些“落后地区”看到类似欧洲中古“黑暗时期”的重演。透过西方的传教士、医生等，麻风隔离的做法被引进世界各地，在亚洲的印度、朝鲜、菲律宾、夏威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均纷纷建立麻风院。这个趋势主要发生在年以后，当年发生了两件与麻风病相关的重要事情：其一是挪威人韩森(A.G.Hansen)发现了麻风杆菌Mycobacteriumleprae；其二是在夏威夷麻风村服务的比利时传教士戴勉(Damien)神父感染麻风，轰动全世界。这两个事件大大加强了麻风具高传染性的理论。与此同时，“热带病”这门新学问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方兴未艾，麻风病遂被视为落后的热带地区的流行病之一。而中国也成为西方教士与医生实施隔离麻风病患的实验场所。

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人被认为是透过移民将麻风传播至全世界的危险种族。以营救孙中山而闻名的英国医生、麻风病专家康德利(JamesCantlie)，在年有关麻风病的报告中直接指出中国人是太平洋地区麻风流行的祸首。此说一传开，甚至连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政府亦在年考虑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虽然当时该国根本没有多少中国移民。国际对麻风病流行的认知不但影响了来华西方教士与医生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国社会本身对麻风的反应。

　　　　　　清末民初麻风病患的隔离

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与医生把许多西式的卫生概念与方法引进中国，但是直至年代，麻风隔离并不是被重视的措施。在年杆菌被发现之前，欧洲主流医学认为麻风病主要是透过遗传而感染的病，而非透过接触传染。—年，英国皇家医学会做出结论，确认麻风是遗传病而非传染病，并因此建议取消源自中古对麻风患者的各种法律限制。年代在广州工作的医生霍布森(BenjaminHobson)就说过，麻风是“一个特别的、与体质有关的遗传病，在热带国家特别流行”。同时他强调，“严格来说，这不是单单透过接触而传染的病。但毫无疑问是个遗传病。”这当然与当时西方的优生学潮流相呼应。由于西方医生的这个看法，来华西人在年代与年代并不推广隔离以防传染。这个态度在杆菌被发现后开始改变，特别在年，戴勉神父因麻风在夏威夷逝世后，国际对麻风病传染性的恐惧突然提高。与此同时，欧洲的科学家如巴斯德(Pasteur)、柯赫(Koch)等在年代实验室中重要的细菌发现，大大加强了疾病接触传染论的依据。从此，无论是来华教士与医士，或致力推动现代化的中国有识之士，均大力提倡麻风病的隔离以杜传染。麻风院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防疫策略，这个趋势从年代开始明显，到了20世纪初期更甚。

近代中国麻风病隔离的发展基本上与当时整个国际发展是同步的。热带病学的理论确立了气候炎热与疾病丛生的相关性，而中国与印度、非洲等同被认为是热带地区。年杆菌被发现，同年一个由英国传教士发起的国际基督教组织“麻风救济会”(MissiontoLepers)开启了麻风隔离院在这些“落后地区”建立的潮流。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年代，麻风隔离院在印度、中国等地开始设立。年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FirstInternationalCongressofLep-rosy)在柏林举行，大会正式宣布麻风是无可救治的传染病，并强力建议以隔离方式来防疫。大会号召各地更积极设立麻风隔离院。年，大力推动麻风隔离运动的人信心满满地认为这个做法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相信很快全世界都会采取这个措施来隔离“约万个麻风病人”。而国际麻风救济会此时除在印度与中国之外，还在暹逻、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成立隔离院，甚至美国也于年成立了国家麻风院。

在中国，年代传教士开始积极推动麻风隔离院的建立。原因之一是许多人认为中国社会从来不注意麻风病的问题。在这一波麻风院建立中，最早的应是年成立的广东北海与杭州的麻风院。据“中华麻疯救济会”(ChineseMissiontoLepers)统计，从年开始，经过年中华麻疯救济会的成立，至年,与教会有关的麻风隔离院、医院与诊所全国至少有51个。大部分机构在民国以后、尤其在年代成立。同时，这些机构都较集中在东南地区，如福建有9个，广东13个，江苏6个。这个分布情形符合当时人对麻风病分布的刻板印象，即这主要是岭南地区的恶疾。一些专家甚至相信2/3的中国麻风病患集中在闽、粤、桂三省。

麻风院在入民国后的快速增加除了与外国教会的推动有关外，中国社会本身的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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