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第三辑流动的遗产文化新加坡

流动的遗产文化：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麻风病院

〔新加坡〕罗家成著，王立阳译，王莉莉校

摘要: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活动家，都会以不同方式选择性地借用麻风病的历史来契合某种国际遗产话语。同时，这一历史中被认为不合时宜的部分，则被抛入国际遗产话语的裂隙之中。相比之下，作为非物质遗产和激进遗产的可能来源，麻风病院那些居民的口述史记录，对麻风病院的遗产价值的态度是矛盾的。这些口述史记录显示，尽管很多居民排斥力图让他们的家免于拆除的遗产话语，但另外一些居民则既借用国际话语，又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观点，创造出一个独特的遗产文化。它表明，遗产文化本身是流动的、易变的，正如它们的根基——记忆——一样。

关键词:麻风病遗产新加坡马来西亚口述史

引言

当不同遗产话语相遇并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分歧和趋同都会发生。关于麻风病——一种唤起人们对可怕致命传染病的强烈感觉的疾病——的口述史案例就是如此。年，我在新加坡一个麻风病病愈者收容所“喜乐之家”，访谈了83岁的住户谭兆孟(TanTeowMeng)，在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他对未来的展望,谭兆孟简单回答说：“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未来？我将时日无多。现在，我最希望的是简单度过余生，其他的我不考虑。”他的回答，凸显了遗产和麻风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谭兆孟来说，“喜乐之家”代表着他的“未来”，满足了他对家和朋友的朴素需求。对出于历史价值而保护“喜乐之家”这件事，他一言不发，避开了由史密斯(Smith)界定的国际认可的遗产话语。然而，这个收容所最近搬到了一座新建筑，将六十多个年迈住户带入一个生疏的生存环境，给他们的家的观念带来了错乱的威胁。在保护问题上，或许谭兆孟所表达的愿望与遗产话语会在某个可能的点上汇合。

以对谭兆孟的访谈为开端，本文考察政府、社会活动家以及前麻风病患者参与到国际认可的遗产话语之中时所发生的对历史的借用和排除；由此产生的不同遗产话语，在表达不同群体的特权时互相冲突。对政府来说，麻风病院是消除麻风病的一次成功运动的空间所在，虽然对公共卫生政策有贡献却无法阻止它被拆除。对参与反对拆除的社会活动家来说，这个机构既作为遗产地又作为住户的家，应被赋予更高的重要性。对前麻风病患者来说，保护这个收容所主要服务于个人利益。然而，这些叙事从来都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在评估过去的时候使用了类似的标准，都排除了被视为与遗产不相关的片段。前麻风病患者的话语，作为“遗产文化”，选择性地借用了国际认可的遗产话语来陈述自身的利益。

一、政府遗产话语中的排除

在三种话语之中(分别由政府、社会活动家、前麻风病患者使用)，政府叙事主要以两种方式排除了麻风病历史中的一些关键要素，特别是疾病患者的视角。首先，出于自身目的，政府借用了国际认可的遗产话语所使用的遗产认定标准。这些标准由一群国际精英“遗产专家”制定——确定什么才是遗产，并从外部强加给地方社区。正如奥尔维格(Olwig)所观察到的，这些国际标准通常将地方历史的某些形式作为“不适当的东西”(而且按照推理，也是在视野之外的东西)排除在外。例如，本土居民发现他们的文化实践被遗产专家使用的基于“客观性”和“理性”观念的考古学话语排除在外了。其次，在将外部标准强加给地方社区的时候，政府还将国家关切置于地方利益之上。正如史密斯、沃特顿(L.SmithE.Waterton)所观察到的，政府认可的遗产通常被认为“与国家有关，由专家选择并赋予意义”

麻风病的历史显示，政府使用国际遗产话语的专业标准的方式，以及为国家目的而阐释地方历史的方式，如何让患者的矛盾经历边缘化。不管是为了强调政策成就还是“国家”经历，政府都可能建构一个庆祝性的关于预防、治疗、治愈麻风病的叙事。然而，对于麻风病的批判性研究认为，对这种疾病的诊断等于将患者标记为对社会的一种威胁，而且出于公众利益要将其隔离。公众对麻风病的记忆也可能是极其矛盾的，正如桑塔格(Sontag)所观察到的，公众已将这一疾病与道德堕落以及社会危险联系在一起。复杂的历史，使麻风病院成为“一个苦痛和耻辱的地方”，其中包含着由于国家大势和地方历史之间的张力而产生的冲突记忆。但是，麻风病院的复杂历史，可能会因为政府的欢庆叙事而被忽视。这类似于战后澳大利亚贫穷移民被扣留在移民收容所的那些悲惨故事被美化，以便于将过去塑造成颂扬移民勇气的“公园生活”，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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